乙未岁末，得知《语言服务与“一带一路”》即将付梓，由衷高兴；世举教授约我为书作序，我欣然应允。为何？

　　第一，“语言服务与‘一带一路’”，这个话题太重大。“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虽然时间不长，但却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中国的语言文字工作者，也积极响应，认真思考，不断行动。海行靠舟，陆运需车，语言，亦即思想之舟舆。“一带一路”倡议要顺利行进，必须要语言铺路。语言该如何铺路？需要大量而深入的研究。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2015年6月召开了“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的语言资源建设与开发利用学术研讨会”。会议研讨的内容十分广阔，围绕“一带一路”建设，有语言需求的调研，有语言状况的研究，有语言规划的探讨，还有对区域语言建设和中国语言文化国际传播等问题的思考。其中不乏卓见良策，若能施用，必有良效。

　　第二，我与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情缘深厚。我来自武汉，与湖北的同仁有着深厚的学缘与学谊。时有来往，时常交心。记得2008年冬，世举教授来京参加学术会议，馀暇我们谈起，武汉大学985工程项目新建了“语言科学技术与当代社会建设跨学科创新平台”，借此平台可以为国家的语言文字事业做些事情。世举教授时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我是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谈起这个话题自然都有兴趣，也容易把谈话付诸行动。以那次谈话为起因，语信司与武汉大学开始共建中国语情监测与研究中心，2009年4月挂牌，陆续出版简报《中国语情》和《中国语情特稿》，在语言生活、语言战略和语言政策等方面，不断有研究成果推出。 2014年该中心正式成为国家语委的科研机构，并更名为“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2015年又被确定为国家语言文字智库建设试点。一次交谈，7年行动，武大与全国同行们戮力开创了语情研究这一崭新的学术领域，有力支持了国家的语言规划事业。在此期间，世举兄主编的《语言与国家》也体现了他的渊博学识与家国情怀。

　　这就是我乐意为本书作序的重要原因。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巨大的综合性工程。如何为它提供语言服务、提供什么样的语言服务，学界，包括本书的作者，都已经提出了不少建议。我在《“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人民日报》2015年9月22日）的拙文中，已经发表了一些拙见，这里再赘言三点：

　　第一，语言人才培养。“一带一路”建设真正需要的语言人才，是“语言+X”型复合人才。其中的X，要么是另外一种或几种语言，要么是专业知识与技能。在培养方略上，可以先语言后专业，但是更重要的是发展专业人才的语言能力，特别是对那些已经走出国门的专业骨干进行语言培训。

　　第二、国家语言人才库。要尽快开展全国语言普查工作，或在全国人口普查中加入语言内容，以了解我国语言人才状况。在此基础上，建立国家语言人才库，广罗社会语言人才，甚至包括国外的语言人才。

　　第三，语言服务。建立语言服务市场，供需双方通过市场实现供求。组建国家语言服务团，以调剂语种、地区、季节等因素的影响，保障语言人才供给。促建大华语地区或“一带一路”语言博览会，展示语言教育、翻译、出版、语言技术、语言艺术等服务与产品。搭建共用的语言技术平台，通过语言技术平台提供现代化的、全方位的语言服务。

　　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异常密切，语言学积极关注社会发展也才有活力。学术应得风气之先，应回答社会的重大关切。为“一带一路”的语言服务，乃至为中国走向世界的语言规划，提供切实可行的对策，是当今中国语言学界的重要使命。

　　（《语言服务与“一带一路”》，赵世举、黄南津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16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