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进化视角研究语言及其应用是20世纪中叶之后跨学科应用生物理论的产物。语言学界应用生物进化原理,力图解决语言及其应用中的困难,或者补充传统理论,或者提高学科自身的自足性,应用模因论研究翻译就是这种努力之一。

　　翻译的常规模因

　　模因论以进化原理研究文化信息的传播方式。模因是文化信息的变异复制因子,文化产生复制行为。模因/概念和宿主的心智/大脑之间是寄生和被寄生的关系:模因使用宿主的大脑,作为复制载体的寄生物。安德鲁·切斯特曼认为,翻译学是研究模因及其传播方式的学科,翻译模因是观念,观念彼此依存和传播,形成模因复合体、模因库和常规模因,模因通过翻译在文化之间传播。

　　翻译有源语—目标语、对等、不可译性、直译—意译、写作即翻译5个常规模因。源语—目标语模因说明翻译把信息从一种语言复制、传播和扩散到另一种语言。对等模因强调译语和源语在意义、功能和交际效果上等值。不可译性模因是翻译史上的一个恒久概念,它认为原作的意义神圣,不能擅自改变,伟大的作品不可能用另一种语言来复制。直译—意译模因的核心是译者在何种程度上直译或意译原文。写作即翻译打破语言间的翻译和同一语言中意义表达之间的界限,解构主义就认为所有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翻译,从来就没有源文本,没有逻各斯,人类一直在翻译。

　　翻译模因的进化

　　早期翻译理论强调原义的重要性,翻译意味着擅自篡改上帝的福音和蔑视权威。《圣经》译者杰罗姆认为宗教文本须直译,非宗教文本可以意译,修辞性翻译模因开始得到认可。16世纪和17世纪强调译者不应该盲目崇拜源文本,而应该考虑读者的感受,翻译理论从不忠的美人进化到蒲柏对荷马史诗的再创造性翻译,蒲柏的翻译被第一部英语词典的编纂者约翰逊博士誉为“世界前所未见的高贵的诗译作”。

　　18世纪,施莱尔马赫、歌德等人强调翻译的形式效果。他们认为翻译应该以原文为养料滋养目标语,塑造新形成的德国民族语言。语言是逻各斯,是表达和启蒙的创造性力量。到20世纪,逻各斯的批判性力量成为德里达和阿罗约等解构主义者的核心内容。解构主义者认为没有任何源文本,源文本只不过是另一个文本的译本而已,翻译不可能在目标语中表达任何真正的本质意义,翻译一向彼此滋养,彼此丰富,从而使翻译具有无穷的生命和活力。

　　20世纪60—70年代,语言学成为翻译的指导理论,学者开始探索如何把一种语言通过数学方法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语言学翻译模因开始流行起来,带动了大量的机器翻译项目,研究如何利用计算机程序自动进行自然语言之间的翻译,形成了机器翻译的子学科。 

　　从文化视角研究翻译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翻译研究的主要内容,一切与翻译有关的现象都成为翻译的研究对象,由是形成翻译理论的描写研究。描写研究注重目标语的产出和效果,描写源语作品在目标语中的表现形式和产生不同表现形式的因果关系。 

　　翻译模因的累积 

　　译者的个体发生过程遵循翻译理论的种系发生过程。译者的观点、态度变化过程反映翻译理论的发展过程,因此,我们可以利用个体发生与种系发生的相似性强化翻译过程教学,使翻译学习者有一种亲身参与翻译历史进程的体验。译者的能力习得是理性知识,符合波普尔的科学知识获取过程:P1→TT→EE→P2,即从提出问题(P1),到解决问题(TT),从排除错误(EE),再到发现新问题(P2)的过程。这一过程往复循环,最终体现为译者的翻译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