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翻译学学科的地位和现状,首先要从对翻译的认识开始。长期以来,在中国的翻译界,翻译始终被认为只是一种语言转换的技能,因为《牛津英语词典》也一直就是这么说的,也即从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纯“技术性”行为。2003年版《剑桥高级学生词典》(Cambridg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也作了这样的解释:(1) to change words into a different language( 把词语转换成一种不同的语言);(2)to change something into a new form,especially to turn a plan into reality(把某样东西转换为一种新的形式,……)。由此,翻译研究或翻译学将自身置于语言学的框架下就成了理所当然之事。而对于上述词典定义的第二项则很少有人去问津。难怪在不少人看来,翻译并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可言,不值得去研究。随着翻译学或翻译研究这门学科的不断发展和日臻成熟,持上述看法的人大概不会有什么市场了。 

　　尽管就其本源来看,翻译确实与语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是否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对翻译的研究只能置于语言的本体之内呢?随着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们从另一个角度异军突起并带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当代翻译理论和翻译学界日新月异,再将自己关闭在“语言的囚笼”中就显得落伍了。实际上,即使是雅各布森这位形式主义语言学家在试图全方位描述翻译时,也没有仅仅停留在语言转换的层面。按照他的定义,翻译至少可以在三个层面得到理论的描述和界定:(1)语内翻译,(2)语际翻译,(3)语符翻译或符际翻译。我曾认为,还应该加上跨文化翻译。由于雅各布森认为语际翻译才是翻译的本质特征,因而其合法性一直是无可置疑的。而对于语内翻译,近年来人们通过研究也发现,即使是同一种语言,其古代的形式和现代的形式之差别也不亚于其与另一种语言的差别,而将一种语言的古代形式转换成现当代形式也几乎等于将其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当然上面这一例子仍然与语言的转换不可分割,因此久而久之在译者以及广大读者的心目中,便形成一种语言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