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①量词的断代研究,刘先生导夫先路,对魏晋南北朝量词进行了系统考察,但目前量词断代研究做的还很不够,对于量词起源的动因、量词系统建立的时代、“数+量+名”结构的来源等诸多问题仍聚讼纷纭。对于汉语量词系统建立的时代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刘世儒先生对魏晋南北朝量词进行了断代研究,提出这一时期量词体系完备,标志着汉语量词系统的正式建立。还应当综合考察量词内部类系的发展、量词数量的扩张(尤其是个体量词数量的扩张)、量词在数量表示法中的使用频率、量词的语法功能、量词的语法化程度等各个方面。
关键词:量词;语法;汉语;研究;刘世儒;使用;名词;凤凰山;建立;简帛文献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李建平(1980- ),山东东营人,西南大学文献所博士生,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简帛语言文字研究; 张显成(1953- ),四川成都人,西南大学文献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简帛语言文字研究。
内容提要:关于汉语量词系统建立的时代,从传世文献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魏晋南北朝,甚至晚至宋元之际。今从简帛文献来看,两汉时期汉语量词系统就已经建立起来了:类系齐备,数量丰富,分工细密;使用频率高,使用量词在数量表示法中开始占据优势地位;语法化进一步发展,泛指量词广泛使用,“数+量+名”结构产生;语法功能进一步拓展,词缀式、“名+量”式构词方式都已产生。
关 键 词:简帛文献;量词;语法化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简帛量词研究》(05BYY003)。
量词丰富是汉藏语系诸语言的一大特色,但量词系统并非先在的,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语法化过程。汉语量词系统建立的时代及其动因,是汉语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但正如刘世儒先生所言:“汉语量词,历史悠久,材料浩繁……只有把量词的各个历史横断面都研究好了,汉语的整套的系统的量词史才有可能建立起来。”① 量词的断代研究,刘先生导夫先路,对魏晋南北朝量词进行了系统考察,但目前量词断代研究做的还很不够,对于量词起源的动因、量词系统建立的时代、“数+量+名”结构的来源等诸多问题仍聚讼纷纭。
一、量词系统建立的判定标准
对于汉语量词系统建立的时代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刘世儒先生对魏晋南北朝量词进行了断代研究,提出这一时期量词体系完备,标志着汉语量词系统的正式建立。郭锡良先生也认为:“汉代以后,数+(量)+名的结构开始产生。但是汉代数词一般还是直接与名词结合……魏晋以后,单位词才完成了分化的过程,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量词范畴。”② 二是宋元时期,石毓智认为“汉语的个体量词,萌芽于两汉,产生于魏晋,稳步发展于唐宋,牢固建立于宋元之际”。③ 即宋元之际,“数+量+名”结构在语言中占据了优势,标志着量词范畴的最后确立。
传世文献的量词研究往往强调“数+量+名”结构在量词发展中的地位,如王力先生说:“这是很重要的转变,可以说是一种飞跃……因为当数词和单位词放在普通名词后面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够密切的;后来单位词移到了名词前面,它和名词的关系就密切起来,渐渐成为一种语法范畴。”④“魏晋六朝说”和“宋元说”都以此为标准来判断量词系统建立的时代,我们认为这一结构的产生诚然在量词语法化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并不是量词范畴建立的唯一标准:首先,早在战国楚简中这一结构就出现了,达到64例之多,但先秦显然只是量词的萌芽期;⑤ 其次,当汉代簿籍类文献中量词使用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时,数词不再与名词直接结合,而是要同量词组成数量结构才能充当句子成分,即“名+数+量”结构在称数样式中占据了优势地位,而“数+量+名”结构仍很罕见;再次,从其它量词语言来看,藏缅语族中的彝语支、缅语支、羌语支和克伦语支量词都比较丰富,但却采用“名+数+量”语序,显然不能因为这些语言中没有“数+量+名”结构而否认其量词范畴的存在。
因此,我们认为“数+量+名”结构的产生与发展是判断汉语量词范畴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并不是唯一标准,还应当综合考察量词内部类系的发展、量词数量的扩张(尤其是个体量词数量的扩张)、量词在数量表示法中的使用频率、量词的语法功能、量词的语法化程度等各个方面。尤其是当使用量词在数量表示法中占据优势,数词在计数时不再和名词直接结合,而是首先和量词组成数量结构共同充当句子成分时,即使量词没有出现在“数+量+名”结构之中,其语义及语法功能和名词无疑有了明显的区别,量词范畴就已经建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