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传播政治经济学认为，在传媒业的知识生产中，商业资本使媒体从业人员作为雇佣工人将劳动力转化为媒介产品，同时受众也通过“生产性劳动”不仅仅作为媒介产品的使用者和消费者而存在，也参与了媒介的再生产过程。进入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及技术形式的日新月异，这使得“使用者创生内容”的意义也超出了“消费即生产”的范畴，相较于形式的经济产值，受众对于传媒环境投入的完整意义也有待进一步阐释。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新闻知识生产；媒体接触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阈中，传媒业的知识生产和媒介接触都受到商业资本的影响。商品化使媒体从业人员作为雇佣工人将劳动力转化为媒介产品，同时受众也通过“生产性劳动”在媒介产品的接触中参与了媒介的再生产过程。新媒体时代，传媒业的生产规范及新闻形态发生了改变，媒介使用者对信息的生产意义也随之变化。

　　一、打破脑体对立的“生产性劳动”

　　劳动被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是价值的来源。工业革命后，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越了生存的必需。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引起的社会转型中，劳动是其核心因素。马克思将劳动视为包含着社会活动的宽泛概念，人们在社会活动过程中构建自我和历史。但同时，一种把劳动视为基本物质活动却又将它窄化为一种雇佣制度的理论，将导致传播、文化、语言、社会再生产等其他物质活动被认定为是建立在由劳动决定的物质基础上的非物质的、从属性的反映（极端者甚至认为它们不过是物质基础的上层建筑）[1]。

　　1820至1830年代，手工业者作为当时美国社会的劳动主体提出了“生产者共和论（producer republican）”作为斗争的武器。19世纪末期，劳心与劳力日趋二分，对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袖席勒提出解开劳心劳力区分的钥匙是“生产性劳动”。在此之前，德裔皮革工人狄次根曾主张“思考”是一种“体能”和“劳动”的过程。另有部分论者也认为思索与言谈、行动与活力、物理生产以及体力劳役，都是“劳动”所包含的部分[2]。席勒通过将“生产性劳动”界定为“人的自我活动，具有兼容并蓄及整合的性质”，涵盖了包括薪资劳动之外的家务及休闲活动。在他看来，除了知识性生产劳动，读者、听众与观众所从事的活动都是有偿或无偿的工作。该界定将受众接触大众媒体的行为视为生产性劳动的过程，受众不再仅仅作为媒介产品的使用者和消费者而存在，并且参与了媒介的再生产过程。

　　二、媒介知识生产：个人创造转向机械流程

　　商品化是商业媒介生产的重要环节。资本将新闻生产的劳动力转化为稿件，并与相关广告和文章进行产品组合。“讲故事的人”成为雇佣劳动者，以劳动换取薪酬。成套的新闻产品被投入市场，在资本获取剩余价值之后，再用于规模扩张或其他投资事业。正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倚靠控制生产工具能够从生产者身上获得比薪资更多的利润，即剩余价值的实现[1]。

　　媒介产业虽仍然带有强烈的行业、专业及工匠的传统，但同时它的劳动过程已经发生了转型。不可否认，产品构思在媒介产业环节中的重要性，使其对个人创造能力的需求成为媒介组织区别于其他一般生产行业组织的显著特点。然而，若只强调个人的创造就容易忽视商业化环境中的媒介生产过程，事实上不论生产过程发展得多么不平衡，媒介产业组织与一般生产组织的劳动过程越来越相似了。

　　对于传媒业内部结构和生产环节的考察，塔奇曼、甘斯等一批媒介社会学和组织传播领域学者分别在其著作中提出了相关见解，详细指明媒介组织如何管理新闻生产的一整套流程。这些研究勾勒出原本具有创造性和开放性的媒介生产过程被简化机械的程式化流程所框定，在科层制的分工结构中包括突发新闻的报道和特写稿件的撰写都变得有章可循。经过前期策划和预处理，媒介组织采用机械环节进行信息搜集、新闻加工和产品发布。这些学者在不同层面强调了媒介劳动的程式化操作，并使用丰富而充满细节的经验材料对媒介生产的“社会/技术”建构过程加以呈现，这被看做是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贡献。

　　在传媒业的知识生产中，涉及劳动和剩余价值的生产现状在于一方面媒体从业人员作为雇佣工人，通过从事劳动生产媒介产品受到剥削；而另一方面，媒介生产劳动者往往又忘记了自身所扮演的剩余价值生产者角色以及“制度森严的组织化传播遭到特定结构的限制”，从而形成自我身份的虚假想象[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