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春节，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的一篇《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的返乡笔记，火爆微信朋友圈及微博等社交媒体。在返乡笔记中，王磊光描述了乡村的人际关系、交通设施、婚姻观念的变迁，并由衷地表达出了知识的无力感。随后，更多的博士返乡记开始出现在网络上，如署名为“古鱼”的《又一篇博士生返乡笔记：从一而终的稳定生活更可怕》。博士返乡记呈现出迥异的乡村面貌与知识分子的乡村情感，并由此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借由博士返乡记的“意外”走红，乡村建设在新世纪复杂的传媒格局之下，显现出“众声喧哗”的景象。与民国时期清晰可辨的各大乡村建设派别不同，中国当下的乡村建设路径的传媒呈现则显得暧昧模糊。本文从传媒与民国乡村建设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入手，剖析民国乡建中传媒的角色与功能，以观照当下城镇化进程中传媒的角色与功能。

　　民国同人报刊的传播：聚集力量

　　乡村建设是一个古老的命题，最早发源于清末民初，河北定县米鉴三、米迪刚父子在其家乡翟城村仿照日本模式创办“模范村”，是一项提倡自治、普及教育、改良农业、移风易俗的建设活动。①

　　从米氏父子开始，民国乡村建设就与媒介传播密不可分。为了倡导自己的村治思想，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的米迪刚于1908年回国，在乡绅父亲的支持下，创办了《中华报》《村治月刊》两份报刊，“并以这两份报刊为核心，先后形成了‘中华报派’和‘村治派’乡村自治流派，成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组成力量。”②

　　自此以后，所谓民国乡村建设的五大流派——村治派、晓庄生活教育派、定县平民教育派、中华职业教育派和无锡民众教育派③，几乎都创立了同人报刊，集合一批志同道合者，宣传本派的乡建思想主张：1934年2月，陶行知以南京的晓庄师范学校为依托，创办了《生活教育》杂志，正式形成生活教育派；晏阳初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为依托，先后创立了《新教育》《民间》；黄炎培以中华职业教育改进社为依托，创建了《教育与职业》，传播自己在江苏昆山的徐公桥的乡村生活改进实验区的实践及主张；无锡民众教育派则以民众教育院及劳农学院为依托，创办了《教育与民众》刊物，主张取法于民众教育以推进乡村建设；梁漱溟以中国乡村建设研究院为依托，在“村治派”及《村治月刊》的基础上，创立了《乡村建设》杂志，系统阐述自己的乡建主张。

　　得益于民国时期多元的思想争鸣和较为宽松的办刊环境，这些知识精英关于乡村建设的思想及艰难起步的实践，最初都是由这些同人报刊率先传播，一方面它们将这些乡村建设实践作为事件进行传播，引发了一拨拨的知识精英关注并加入到乡村建设运动中去，如晏阳初的定县实验曾吸引了包括众多留洋博士在内的500多名高级知识分子，响应号召，携妻带子来到定县，参与乡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