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The Press during the Mediation by Tao Deman: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a Kung Pao" and "Shun Pao"

　　【作者简介】李群，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哈尔滨　150080）。

　　【内容提要】抗战爆发初期，德国大使陶德曼曾试图调停中日战争。国民党政府坚持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对华北最高统治权不容侵犯的原则，主张通过一定的让步与日本实现和平。然而调停终因日方条件过于苛刻而以失败告终。在调停过程中，国内外舆论给与了高度关注。《申报》以摆事实为主，重在披露内幕，主张“主和就是投降”；《大公报》以讲道理为主，重在阐扬政府坚持的原则，主张“一心抗战、不知其他”。二者的主张反映了当时国内舆论界对于和战的两种主要观点。

　　【关 键 词】陶德曼 大公报 申报 张季鸾 Tao Deman/"Ta Kung Pao"/"Shun Pao"/Zhang Jiluan

　　陶德曼调停始于1937年10月，终于1938年1月。此次和谈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因此国内外舆论界进行了诸多预测与分析。《申报》对调停过程中各方消息给予了详细报道，明确主张“主和就是投降”。而《大公报》主编张季鸾参与了此次调停，了解内幕，同时在抗战初期《大公报》一向奉行拥护蒋介石政府的“国家中心论”，因此，在对政府谋和活动表示理解支持的基础上，提出“一心抗战、不知其他”的观点。两报对政府谋和的言论报道的差异，反映出当时舆论界对待国民政府谋和的不同态度。对这一时期的舆论界尤其是《大公报》、《申报》这样的民间独立媒体的言论报道，以往学界关注不多，一些观点也深入不够。本文试图结合此次调停的经过，以及国民党政府在谈判中的原则、立场，对《申报》、《大公报》的言论报道作一全面介绍和探讨。

　　一、有条件的谋和——蒋介石政府在调停中的立场

　　抗战初期，日本在战略进攻阶段初期的“速战速决”作战方针迅速遭到了彻底的破产。日本帝国主义看到对华战争的旷日持久于己不利，在1937年10月1日提出“在军事行动取得成果与外交措施得宜的配合下”尽快结束中日战争，企图一面继续以军事进攻为主，“使用兵力占据要地”，“迫使中国迅速丧失战斗意志”；一面以政治诱降为辅，通过外交途径，“对中国及第三国，进行及时的谈判与工作”，诱使国民党政府早日投降，以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

　　1937年10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会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正式要求德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11月3日，广田将和谈条件告诉狄克逊，后者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转达了广田提出的和谈七条件：（一）内蒙古成立自治政府；（二）华北非武装区域扩大，主权归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国警察维持；（三）上海非武装区域扩大，治安由国际警察管理；（四）中国停止反日排日政策；（五）共同反共；（六）减低日货关税；（七）尊重外国人在华的权利。[1]

　　11月4日，陶德曼向蒋介石转达了日方条件。蒋介石指出，只要日本不恢复原状，他就不会接受日本议和条件。一旦接受日方条件，国民政府将会被中国公众舆论冲垮，并很有可能导致中国爆发一场革命。“如果日本继续发动战争，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当然没有机会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但中国人绝不会放下武器。如果中国顶不住日本的持续进攻，惟一的结果将是导致中国出现红色政权。这对日本来说永远没有议和的可能，因为共产党人从来就不投降。”[2]这里表现出了蒋介石对于公众舆论以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极大顾忌，也正是基于此点考虑，中德之间对于调停的交涉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

　　上海沦陷后，日军一路进攻，12月13日占领南京，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外交上，形势对国民政府越来越不利。随着国民党军队的溃败，日本要求的条件也更加苛刻了。由于日本侵略者索价太高，国民党政府拒绝了日本的诱降条件，此次谈判无果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