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五四”以后,由于文化价值系统被打破、知识分子出现过剩现象以及不能在抗战时期上前线作战三个原因,使得舆论界开始关注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出路。在民国时期中间派知识分子所办刊物中,民国舆论界大都认为“知识分子”都是有罪于国家和人民的。为寻找知识分子在新时代的转变和出路,舆论界在民国时期就喊出了“到人民当中去”

关键词：民国舆论界;知识分子;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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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五四”以后,由于文化价值系统被打破、知识分子出现过剩现象以及不能在抗战时期上前线作战三个原因,使得舆论界开始关注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出路。在民国时期中间派知识分子所办刊物中,民国舆论界大都认为“知识分子”都是有罪于国家和人民的。为寻找知识分子在新时代的转变和出路,舆论界在民国时期就喊出了“到人民当中去”的口号。民国舆论界认为知识分子到“人民”当中寻找出路的主张,直接为1949年中共建政后一系列知识分子政策的顺利推行做好了自身准备。

　　关键词：民国舆论界;知识分子;出路

　　作者简介：谭凯(1982—),男,湖南攸县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我们以民国时期中间派学人创办的杂志为资料来源,发现一个很惊人的现象,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舆论界并没有马上对废除这个与知识分子紧密相连的制度作出激烈的反应,也没有马上深入关注自身在此后命运的转折和变化,这个舆论界的平静一直到“五四”以后才被打破。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内战时期,舆论界对知识分子的讨论依然不减,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个时期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的出路与改造上面,并最终以“到人民当中去”的口号赢得广大知识分子的认同。

　　为什么舆论界在“科举制”废除后一度沉默,而在“五四”之后才兴起了对知识分子的讨论?讨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其结果为什么是以“到人民当中去”赢得广泛认同?我们试图在本文中解释上述问题。

　　一、民国兴起关于知识分子讨论之原因浅析

　　“科举制度”废除以前的士大夫阶层,是整个社会文化的支撑柱石,其社会地位除了元代等少数时期外,都是位于四民之首的,他们是整个社会文化与社会价值的解释者、传承者,同时还垄断并独占了社会的文化和价值系统。退而为师是很多士大夫的一种选择,但同时,通过科举的层层选拔,士大夫可以出仕做官,这条道路被认为是他们展现完美人格和实现自身价值的唯一道路,士大夫的优秀典型: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做了官,主张做“第一等人,第一等事”的王阳明也曾做官,读书与做官是不可分的,整个文官系统也被士大夫所垄断。因此,“科举”废除之前的士大夫,进则为官,以实现孔孟之道为理想;退则为师,以保存儒家价值系统不受破坏。

　　“科举制”在1905年被废除之时,清政府并没有在价值系统上取缔儒家,清帝下令“废科举”时,明确读经之重要性,并要求进入新学堂学习的学生以读经为首要任务,读经讲经温经不可放松:

　　今学堂奏定章程,首以经学根柢为重。小学中学,均限定读经讲经温经晷刻,不准减少;计中学毕业,共需读过十经,并通大义。而大学堂、通儒院,更设有经学专科;余如史学、文学、理学诸门,凡旧学所有者皆包括无遗,且较为详备。盖于保存国粹,尤为兢兢。所虑办学之人,喜新厌故,不知尊经,则虽诸生备谙各种科学,亦仅造就一泛滥无本之人才,何济于用。 ^[1]

　　因此,在废除“科举”之后,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文化价值系统的维系者和传承者,并没有马上被打破。到了1914年底,民国政府教育部在《教育部整理教育方案草案》中,仍然强调“各学校宜重视训育,以孔子为模范人物,不宜偏重知识一方面”, ^[2]并且采取孔子之言为旨归,明令全国新学堂遵照执行。文化和价值系统没有被打破,则没有触动整个文化和价值系统承载者、保存者和传播者的知识分子之根本。

　　然而,这种现状并没有保存多长时间,现代性在中国逐步显现它强大的力量,知识分子开始面临一个全新的由科学和技术重构的世界新秩序。小农经济被打破以后,工业化带来的现代经济,使商人阶层开始从以前不受重视的地位逐步上升,在社会的重新洗牌中走到社会的中心地带。而晚清军事学堂的出现,培养了一批精良的军事人才,如北洋系将领冯国璋、段祺瑞、曹锟、吴佩孚等军阀,都是由天津武备学堂培育出来的。在军阀混战的中国,军人也逐步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势力走到社会中心。此外,随着工业化程度的逐步深入,现代化的传媒如报纸、杂志、广播等渠道,在慢慢改变人们的既定思想,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医生、律师、新闻工作者等新兴职业的从业人员,都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社会中,他们和军人、商人一起,与传统的知识分子争夺社会资源,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对社会阶层的传统划分,也开始发生了变化。1919年兴起的“五四”运动,在文化上逐步打破了“儒家一尊”的局面,人们开始怀疑被祖辈们信仰了数千年的价值系统,甚至喊出将这些价值系统完全抛弃的口号。知识不再被垄断,价值系统也逐步被打破,知识分子也不再是社会阶层金字塔尖的人物,既不能在知识和价值上享有独占地位,也不能在社会地位上独占垄断地位,知识分子开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其次,可以肯定的是,“科举制”的废除,打破的是士大夫的“学者与文吏一体”的模式,原本应该使知识分子在职业选择方面,有了更大空间。但是,由于受传统影响,知识分子在择业方面,非政即教,不愿意从事其他工作,逐步造成20世纪20、30年代知识分子过剩的现象。知识分子在择业方面的非政即教的狭隘性,在“科举”废除后长时间地被保留了下来。民国教育部曾指出当时受教育者在择业方面的选择状况:

　　受农业教育者不适用于国中之农业界,受工商业教育者不适用于国中之工商界,受医业教育者不能使一国医学之进步改良,其他特种专门教育亦复类是。此项学生多供职于官商以自活,甚且弃其所学而嬉焉,则所育成皆废材也。 ^[3]

　　官本位的思维方式长时期地存留在知识分子的头脑中,即使政府在制度上设立了适应现代性的新学堂,但毕业后的学生,仍然无法打破根深蒂固的“读书即为做官”之思维痼疾。这种现象造成了上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过剩的局面,“一般知识分子生活皆竞竞奔营于军政界,至于教育,年来且为是一般知识阶级认为退身的地方。知识分子在生产事业上既无大量之出路,于是其所能厕(侧)身生活的,非政即教,非杨则墨矣。” ^[4]大量过剩即出现贬值,贬值则使知识分子的地位岌岌可危,所以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自身命运,并希望维系自身在这种过剩和贬值的年代中不被淘汰,找到今后的出路。最后,在抗日战争时期,知识分子不能如同军人一样走上战场,也不能像后方各阶层那样进行经济建设。他们像是忽然失去了用武之地,并开始怀疑自身的价值,希望通过对自身进行批判,来挽救知识分子自身的命运。由此,知识分子首先开始检讨自己:“一般无知愚民的意识落后或认识幼稚,不足为耻,可耻的是自明站在领导民众地位的智识分子。将士们拼命的在前线为国牺牲,壮丁们大批的在各地开始补充兵训练,但是我们呢?我们有否把全副精神真正武装起来?有否像战士们同样地发挥过最大效力?” ^[5]更有甚者,则认为知识分子“只利用了自己在国家民族中之优越地位,尽量的播散恶的种子,本身对国家民族应负的责任,却一无所尽。” ^[6]种种这些自我否定的言论,在抗战时期的媒体上大量涌出,其实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希望自己对抗战能多做点贡献,从而保持本阶层能够延续下去。

　　二、“我们知识分子是有罪的”

　　到了上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在舆论界对自我的否定态度更加激烈,最严重的时候,他们把自己当成是对不起国家和人民,只会养尊处优去享福的特殊阶层,毫不留情地大加批判。我们试分析这种有趣的现象。

　　没有经济保障,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致命的。“科举”废除后,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他们大多数远离了农村和土地,开始向城市中集合,并没有共同的经济基础。这样一来,知识分子失去了进退之根据,他们是漂浮在社会之上的游动阶层,并在不同的经济阶层中游说自己的主义学说,靠出售自己的知识来谋生。有时候为了生存,必须附着在某一经济阶层之上,一方面,他们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另一方面,一旦被附着在某一经济阶层上,便只能替该阶层讲话。因此,很多知识分子便被人称为统治者的“帮闲走狗”,吴晗也影射知识分子“就如养鸡养狗一样,吃谁的饭就替谁做事,要想吃得肥吃得饱就得卖劲去干。” ^[7]

　　余英时在论述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时候,认为中国古代的“士”有一个道统的观念在头脑中,它往往对“士”的行为起到规范制约作用,在现实利益面前,“士”总会将价值系统考量进来,以维护“道”的尊严。 ^[8]但是在“五四”以后,儒家的价值系统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道统在知识分子头脑中的观念普遍越来越淡薄。早在1919年,在《解放与改造》上就有文章批评知识分子“最没有互助的道德和团结的引力”。 ^[9]民国知识分子面临的是一个经济没有着落、价值没有支撑的特殊时期。同时,民国还是一个知识分子宣扬各种主义、引进西方各种学说的时代,我们当然也不排除始终坚信某种主义的知识分子,但经常变更自己对主义的信仰,在民国也是很普遍的;知识分子介绍各种主义与学术进入中国,虽然造成思想界的百家争鸣,但在很多人看来,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对社会造成的是混乱的后果,既不利于团结,也不利于上世纪30年代的抗战。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批评声音在民国很普遍,知识分子的第一个该批评的则是对知识没有诚意:

　　一般的知识分子本质上都是带有悲观色调的怀疑主义者;虽然他表面上揭橥有各色各种的主义、思想,或其他名目,他对于自己所揭橥的却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抱有绝大的怀疑,这怀疑表现之于事情,便是坚决的行动的缺乏;因为无论那种运动,总不得不有赖于虔诚的信心。 ^[10]

　　知识分子注重的是脑力劳动,而并不看重实际行动,对各种主义的现实实践往往不是由知识分子来完成。对于“五四”以后中国思想界的各种主义与学说纷纭的局面,很多知识分子其实并不是采取欢迎的姿态,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很多人眼中,知识分子对他们自身宣扬的各种主义和学说,并不与自己的生命融为一体,他们的现实生活与他们宣传的主义学说脱节。传统士大夫所信仰的儒家学说,是以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信仰,在科举废除之前,儒家学说在中国生根且根深蒂固;而在面对现代性的种种冲击,知识分子的出身变为了学校,大部分宣传的主义学说都是来自西方世界。理论与生命的脱节,往往造成知识分子对知识的不真诚,对主义学说的不真诚,所以,当时有人批评民国知识分子“朝秦暮楚,忽左忽右,学术理论成为逢迎的工具。” ^[11]

　　对知识没有诚意,引申为对国家也失去了诚意。民国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第二个批评是认为他们没有对国家尽到应尽的职责。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批评,在抗战时期尤为突出。前面我们简述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既不能作为前方将士抗日,又不能在后方从事经济生产,对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没有尽到应有的义务和责任。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能做的,只有在后方改造社会风气,因为在知识分子自己看来,凡历史上的危难时期,民气之消沉,国家之变乱,社会之堕落,风俗之颓败,归根结底都是由社会风气败坏所造成。

　　但是,在知识分子眼中,民国社会风气之败坏,首要责任是在知识分子。民国知识分子对历代士大夫认同度不高,但他们时常也会以“士大夫”称呼民国知识分子,并不是从正面肯定民国知识分子,而是从反面否定民国知识分子:

　　观夫当世豪,或遨游海外,或写大字画山水自命风雅,或赋诗以泄穷愁,或通电报章以责人之过;那一种喜欢站在高处说风凉话,叫别人走开了自己上去仍旧束手无策,畏难而怕负责任的风气,散布了今日的朝野之间。 ^[12]

　　对知识没有诚意,知识分子对他们自己宣扬的主义和学说都没有真正去信奉;对国家缺乏责任心,对国家民族的存亡和发展没有担当应尽的义务。对民国知识分子,舆论界多持否定的态度,甚至认为知识分子是有罪的,而且,社会上一切罪恶都应该由知识分子来承担:

　　我们对不起国家!对不起领袖!对不起前线将士!对不起地下祖先!更对不起子孙!这个罪恶,不应归咎于无知愚民;而是我们这班智识分子应负的整个责任。 ^[13]

　　总之,民国舆论界讨论的“知识分子”对不起整个社会,没有尽到该尽的责任,是整个民族最大的罪人。

　　三、“到人民当中去”:知识分子的改造与出路

　　“我们知识分子是有罪的!”一切社会乱由都是知识分子造成的,知识分子对不起所有人,死去的祖先,活着的领袖和将士以及出生的子孙。民国舆论界的“知识分子”成了罪大恶极、最应该进行改造的群体。逻辑上,便出现了新的问题——改造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需要改造的另一个原因,则是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自身的处境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再不能和“科举”废除之前的士大夫一样,进退有据,并在四民之首的地位上,享受社会的尊崇。上世纪40年代,冯契在文章中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知识分子在当时受到冲击,地位下降的状况:

　　甲问:斯文有什么用?

　　乙答:可以扫地!  ^[14]

　　民国知识分子再也无法保住自己的优越地位,“知识分子中,除了少数攀龙附凤的以外,大部分苦于迫害与饥寒,更无可被剥夺的长物了。我们今天的命运,正是二千年来被剥削的人民的运命。” ^[15]在大肆批判知识分子的同时,舆论界一致认为,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地位之跌落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其处境之艰难,心情之沉重与苦闷,也是任何时代所未有的。当时知识分子不得不发出悲凉的感叹:“社会对知识的轻视,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淡漠,已经到了不能再降的地步了!” ^[16]

　　主观上,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有罪,是一切混乱之源,对不起所有人;客观上,知识分子之地位跌落到空前之低。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他们不得不急欲谋求打开一条生路。这便在舆论界出现了大量探讨知识分子出路的文章。

　　最早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就提出了改造自己的主张。当时,随着“劳工神圣”口号的喊出,劳动阶级的地位与日俱升,有人提出将知识分子与劳动阶级合并为一体,使知识分子成为“有识无产”的人。还有人提出改造知识分子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解放旧思想,创造新道德,对知识分子进行人性改造;第二步,是将知识分子组合成一个整体进行社会运动;第三步,才是与劳动阶级合并,主张将知识分子改造成为劳动与知识合并的人,在社会上占一席之地。 ^[17]

　　到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既不能上前线抗日,亦不能在后方从事生产,他们在当时也曾出现过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呼吁。针对他们认为知识分子的无气节、无责任心的“奴性”,知识分子希望能够创造一个新兴“士大夫”阶层,以国家民族为前提,将其自身利益与国家民族联系起来,将其人格立足点归结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上,以此来消灭自身的“奴性”,这样就可以超越古代“士大夫”被人“豢养”的局限。抗战时期针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主张,大都希望知识分子以国家和民族为立足点,只要将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者,将其生命献给国家和民族,他就是崇高而伟大的。显而易见,在抗战时期,国家的一切重心,都是围绕革命与抗战进行。知识分子亦不例外,在对“自我”进行大肆批判的同时,他们已经发出了改造自身的呼声——将自己转变为以国家民族为中心的革命者,在“国家民族”那里,找到自身价值。

　　抗战胜利后,外族的入侵结束,随即内战爆发。战争双方——国共两党——都宣称自己是革命者,是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进行这场战争。国共以外的党派亦不少,各种势力互相竞争,没有不宣称自己是以国家和民族为基本立场的革命者。知识分子在这种时局中,如果再一味宣扬自己是革命者,是以国家民族为立足点,便无多大意义。改造自身的要求,又一次被提出来,而这一次知识分子关于改造自己的文章尤其多,对改造自己的主张高度一致——到人民当中去!

　　知识分子兴起的对改造自身的主张虽都一致,但其出发点并不一样。一种出发点是很多人听到了知识分子在内战结束后会遭到“清算”的传言,但人民是不会被清算的,因此,主张到人民当中去,是最稳妥的;另一种出发点是知识分子觉得“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不应该存在,是应该取消的,而人民是永远存在,是不会被取消的,原本作为知识分子的群体,只有到人民当中去,才有意义和价值。且人民再不会是愚民,都会变成有知识的人,没必要单独出现一个知识分子阶层。

　　关于知识分子在内战结束后会遭“清算”的传言,应该也是知识分子自己的预设。在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在舆论中发表了很多政治言论,有反对共产党的,也有反对国民党的。抗战结束后,知识分子最希望看到的,当然是国共两党或者更多政党合作的政府,这样一来,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发表的反对共产党或反对国民党的言论,自然就不会有谁来追究。但内战爆发后,知识分子的美梦被打破,战后的政府,只能由战争胜利一方来组建。共产党上台也好,国民党继续当政也好,对知识分子进行“清算”的可能性随着战争的爆发变得越来越大,此时,流传在知识分子中间关于“清算”的流言广为传播。知识分子何去何从,成为知识分子最关心的问题。到劳工当中去,到人民当中去,才是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

　　知识分子向皇权投降,但可以保有一官半职。如果没有近代洋人入侵,知识分子大可这样下去。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资本主义发达的结果,一方面是生产方式的改变,一方面是群众教育的普及。前者产生了资本家与劳工尖锐的对立,后者给予了劳工以斗争的认识与力量。 ^[18]

　　他们的逻辑是,人民不会被清算,不管谁上台,都需要人民的支持——那就到人民当中去。当时张申府就奉劝知识分子们:“与其怕被人清算,那就诚不如先自己清算自己!” ^[19]

　　关于“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或群体应该被取消的观点,最早并不是出现在国共内战时期。早在1925年,就有文章指出,“请士大夫退出,不要他们来挽国运,存世道”,并进一步说:“工人辈诚无识,但其敢为,其组织力,其无传统之勇气,未必如士大夫之类,表现出奴性来。” ^[20]知识分子因其固有的诸多缺点,造成其对自身存在价值的多方质疑。当时有人主张,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创造“知识、资产、劳动”融为一体的新文化,唯一出路只能到人民当中去。^[21]随着“人民”地位的提升,“人民”不再是古代的“愚民”,“愚民”的特征之一,便是没有知识,但当“愚民”变成“人民”之后,对知识的要求是起码的。因此,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或群体,应当成为历史,知识分子阶层或群体应该被取消。原本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产物的吴晗,就持这样的主张:

　　我们可以断言今后觉醒进步的知识分子是有其出路的,然而应该提出的是,将来‘知识’是要真的知识,‘分子’要扩展到每个中国人民身上。更明确的来说,当知识去掉它的商品性以后,要全中国人民都成为知识分子。全中国人民都是知识分子的时候,知识不再是特权,不再被囤积,知识分子这个阶层也就不存在了。 ^[22]

　　四、结语

　　民国舆论界兴起的“知识分子”讨论,本质上是关注知识分子对自身命运,以及自身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角色转变。通过我们的分析,知识分子在民国时期就提出了改造自身的口号,最终,“到人民当中去”成为整个知识界的主流声音。民国知识分子从主观上要求“到人民当中去”的自我改造,也很好地说明了中共在建政后,一系列知识分子政策为什么能成功推行的原因。

注释：
[1]《清帝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第64页。
[2]《教育部整理教育方案草案》,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第236页。
[3]《教育部整理教育方案草案》,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第245页。
[4]胡鸣龙:《知识分子的失业救济与学术活动》,载《中国新论》1935年第3期。第5期谭凯,陈先初:民国舆论界论“知识分子”——以中间派刊物为主要研究对象
[5]董大闲:《改造风气的责任在知识分子》,载《民意周刊》1939年第57期。
[6]罗博平:《中国智识分子之生活战》,载《汗血周刊》1934年第10期。
[7]吴晗:《论士大夫》,载《时与文》1947年第21期。
[8]如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一章所谈到的知识分子与道统。《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9]东荪:《中国知识阶级的解放与改造》,载《解放与改造》1919年第3期。
[10]《知识分子的诚意》,载《华年》1936年第17期。作者未署名。
[11]李树青:《论知识分子》,载《东方杂志》1944年第17号。
[12]陆光宇:《两晋士大夫清谈误国》,载《越风》1935年第4期。
[13]董大闲:《改造风气的责任在知识分子》,载《民意周刊》1939年第57期。
[14]这个故事在冯契的《知识分子的彷徨》一文中被提到过。《知识分子的彷徨》,载《时与文》1947年第24期。
[15]流金:《知识分子的路》,《时与文》1948年第8期
[16]赵建明:《论当前知识分子的处境》,载《风云》1948年第9期。
[17]东荪:《知识阶级的解放与改造》,载《解放与改造》1919年第3期。
[18]流金:《知识分子的路》,载《时与文》1948年第8期。
[19]张申府:《知识分子们,人民在需要你们》,载《大学评论》1948年第6期。
[20]《士大夫与奴性》,载《京报副刊》1925年第286-314合刊。作者未署名。
[21]黄敬思:《中国知识分子之烦恼与新生》,载《大夏周报》1947年第6期。主张创造“知识、资产、劳动合一的新文化”的还有《风云》1948年第9期署名为赵建明的文章:《论当前知识分子的处境》。
[22]吴晗:《从历史上看知识分子》,载《清华旬刊》1948年第13期。

责任编辑：丁志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