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检视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分析国内几项有代表性的调查研究结果，认为从我国新闻传播实践看，新闻专业主义既不具“描述”意义，也难起“规范”作用，真正对中国媒体和从业者具有“描述”意义或起“规范”作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被称之为“底色”的东西。

　　【作者简介】芮必峰，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关 键 词】新闻专业主义 描述 规范

　　一、独立的媒介还是权力的媒介

　　新闻机构是专业性的独立机构，新闻生产是专业化独立生产。这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界几乎是个常识。贾恩皮德罗·马左莱尼（Gianpietro Mazzoleni）曾以“哥白尼式的革命”来评价意大利传媒的历史变化：“昨天，一切围绕着党派；今天，一切都围绕着媒介，并局限于媒介的空间”①。舒德森也指出：“媒介看起来正成为一种独立于政党的、自主的力量”②。绝大多数奉行自由多元主义立场的学者关于新闻生产的研究也都以此为出发点。塔奇曼在Making news中开宗明义：“本书更关注新闻专业主义以及来自新闻专业主义的决定是如何成为组织需要的产物的”，认为“新闻从根本上说具有一种机构的属性”，具体包括：“首先，新闻是一种向消费者发布信息的机构方式”，“第二，新闻是合法机构组成的联盟”，“第三，新闻是由以组织方式而进行工作的专业人员来采制和传播的”③。吉特林则认为：“新闻业的惯例是以新闻组织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兴趣为基础的，往往从对各种社会现实的筛选中得到体现。日复一日，常规的组织程序界定了‘报道’，塑造了领导人以及他们所持的观点，并且传达了该如何认识领导人的态度。只有在政治危机或起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出现较大变化的时候，政治经济领导才会偶尔直接介入或干涉现行的新闻惯例。”④ 总之，从新闻传播机构出发，或从新闻组织的日常“惯例”出发，是他们研究新闻生产的一大特点。

　　与此相反，集中于欧洲大陆的一批持“批判”立场的学者认为，独立媒体或独立的新闻生产不过是个神话，媒体从根本上来说扮演的就是阶级统治“附庸”的角色。对于这种角色扮演的解释主要有以下两种：“一种解释强调了经济力量——尤其是媒体所有权、广告、市场结构和逻辑——在塑造媒体上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这类解释出自于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和伦敦中区理工大学（后来更名为威斯特敏斯特大学）。另一种更为激进的另类解释则出自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他们将媒体的从属地位主要归结于意识形态的控制，尤其是记者将宰制性文化中的各种假设无意识地内化到自身当中，以及他们依靠强势群体和机构作为其新闻来源。”⑤ 因此，专业化只是新闻生产的一种技术形式，它是为一定的经济或政治权力服务的。

　　独立的媒介还是权力的媒介？这不应该是一个公理的问题，而是一个经验事实的问题。既如此，上述无论哪一种学术立场的哪一种答案都不具普适性，更不能成为我们研究问题不证自明的逻辑前提。

　　二、专业主义与功能主义社会学

　　大约上个世纪90年代，“新闻专业主义”在国内新闻学界开始流行；进入新世纪，这个拿来的“主义”又得到业界人士的广泛认同⑥。既然作为一种“主义”，它在理论上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在实际工作中的统领作用自然不言自明。的确，百余年来，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新闻专业主义”的旗帜虽然在明枪暗箭中“伤痕累累”，但至今却仍然高高飘扬⑦。

　　所谓“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无非是指人们对一定专业在社会生活中的性质（地位）、功能和作用所持的基本信念，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套操作原则。如果这个理解大致不错的话，那么，任何一个成熟的专业都应该有它自己的“主义”，否则也就不成其为专业了。

　　社会学界普遍认为，“专业”（profession）是从“职业”（occupation）发展而来，职业又是由社会分工产生。威伦斯基（Wilensky）通过对一些专业组织的历史考察，认为一种职业发展成一个专业需要经历以下五个阶段：第一，开始努力成为专职或全日制（full-time）的职业；第二，建立起训练学校；第三，形成专业协会；第四，赢得法律支持以能自主掌管自己的工作；第五，成立专业协会并公布正式的道德准则⑧。从“职业”到“专业”是否一定要经历这些阶段？它们是否构成“专业”的基本特征？这些对我们来说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专业”是“职业”发展的更高阶段，意味着职业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并赢得社会的承认、法律的支持。

　　早在一个多世纪前，涂尔干就对社会分工做过专门论述。在他看来，社会分工的作用并不仅仅局限在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上，“在任何情况下，它都超出了纯粹的经济利益的范围，构成了社会和道德秩序本身”。他主张，“在高等社会里，我们的责任不在于扩大我们的活动范围，而在于使它们不断集中，使它们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社会发展的等级越高，它的专业化水平就越高。”因为“社会的凝聚性是完全依靠，或至少主要依靠劳动分工来维持的，社会构成的本质特性也是由分工决定的”。⑨

　　为什么越来越细化的分工反倒能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呢？这与自斯宾塞以来社会学中的“功能主义”传统有关。

　　斯宾塞将社会与生物有机体类比，认为社会结合体和有机体一样，从单细胞或各部分未分化状态发展到各部分不同的分化状态，这些不同部分要各司其职就不能各行其是，而必须相互依赖和配合，社会越是“进化”，各分化部分就越是独立，同时它们之间的依赖性也越强⑩。斯宾塞的这一功能主义思想在社会学以及文化人类学中有着广泛的影响。显然，这种功能分析“更多地是由生物科学引申出来的”(11)。涂尔干之所以不仅将分工视为社会团结的主要根源，而且视为社会道德秩序的基础，也是基于这种功能主义的思考。他说：“人活在社会有机体里，总得去完成一项特殊职能，因此他必须预先学会怎样作为一个器官而发挥作用”，“当每个器官都获得了自己的特性和自由度的时候，有机体也会具有更大程度的一致性，同时它的各个部分的个性也会得到印证”(12)。

　　这样一来，一种职业——尤其是当这种职业发展成一个“专业”——在社会生活中应有的自主地位和作用及其操作规范和原则，似乎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关系到社会能否有效整合、运行，整体功能可否充分发挥，甚至社会道德秩序能否得到合理建设。如此看来，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主义”的高度似乎也并不为过。

　　那么，在国内我们为什么很少听到别的专业谈论“专业主义”，或者说没有哪个“专业”像“新闻专业”这样高扬专业主义大旗呢？还是先让我们看看这面旗帜上书写的内容吧。

　　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内容，黄旦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新闻媒介的主要功能是传播新闻，同时还要干预和推动社会；第二，在性质上，媒体是一个独立专业，因此，它必须是自主的，尤其在政治上不依赖任何派别，更不做政府的喉舌；第三，媒介的目的是为公众服务，并反映民意；第四，媒体的运转是靠自己的有效经营，尤其是广告收入；第五，媒体的约束机制是法律和职业道德自律，尤其是后者(13)。在我看，前面三点更为基本，因为四、五两点只是实现它们的机制保障。因此，“新闻专业主义”大旗上书写的基本内容可概括为：客观公正、自由独立、服务公众。

　　三、在理论与现实之间

　　现在问题开始变得有些清楚了。从功能主义的观点出发，由于现代社会规模早已超出人们身体在场的时空（吉登斯将此称之为“脱域”化），必须依靠一种东西来维系基本的联络。新闻媒介的功能就在于此，它是现代社会信息传播的工具，公共意见交流的平台，整合“脱域”化社会的重要机制。要使这一功能得到有效发挥，媒介必须摆脱各种社会力量的控制。这样推论出来的理论能不能站住脚，比如媒体真的能摆脱各种社会力量的控制吗？独立自主的媒体就一定能服务于公众吗？我们暂且不论，先沿着这条思路往下走。

　　在传统“准入制度”和“政治家办报”的“语境”中，媒体谈不上自由独立，也很难做到客观公正；在现实“市场的逻辑”面前，媒体往往从一己之私出发，不能很好地服务于公众。如今传统“语境”与现实“逻辑”同时在起作用，中国媒体有史以来似乎还从未面临如此尴尬的境地。“新闻专业主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引入的一种“批判的武器”。对此，李良荣有过清晰的表述：“新闻专业主义”可以在“政治家办报”和“商人办报”之间起到很好的调节和制衡作用，它可以外化为新闻工作的职业道德，内化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良知(14)。然而，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一回事。即使在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在担当如此重任时也显得有些步履蹒跚，力不从心。

　　这些只是现实问题，理论问题的关键还不在此。

　　关键在于：专业主义并不是什么人事先设计好的一套功能性装置，像工程师设计的动力装置那样，只要拿来往社会这架大机器上一装，就能按照设计者的意志发挥其功能。专业主义是一定职业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不断实践逐步形成，最后才被理论工作者归纳总结出来的。社会科学理论有个要命的问题，它其实是人类既往实践的理性“归因”，黑格尔说是黄昏时分起飞的猫头鹰，通俗地说就是“马后炮”；但人们常常把这种由人的理性所做的“归因”误认为“实践理性”本身，以为发现了它就等于发现了上述动力装置者的设计图纸。所以，我们往往习惯于拿一些现成的理论来“描述”（describe）现在，甚至“规范”（normalize）未来。

　　新闻专业主义不是什么人事先设计好的一套理论模型，而是美国新闻职业化过程中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如果用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社会互动论者的话说，那就是“社会互动”的产物。黄旦在《传者图像》中对此做过系统研究。在谈论便士报发展时他特别指出：

　　一方面，我们理应看到便士报在职业化过程中的种种变化；另一方面，更应注意到，这种变化是由各种不同的因素而促成，有必然也有偶然。因此，不宜用现在的理解，现代人的认同或愿望，贸然对其中某一种形式或某一类型的办报实践大加肯定，甚至似乎成了终极目标或理想范式。于是，所有的报纸必然地就是按这样逻辑而行进。(15)

　　源自便士报的“新闻专业主义”也如此，它是美国报业发展过程中“各种不同的因素而促成的，有必然也有偶然”，即由社会实践促成的逻辑，而不是这个专业发展的必然逻辑本身。具体说，新闻专业主义是西方新闻从业者在争取“外部新闻自由”和“内部新闻自由”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一套职业权利的修辞学。诚如有学者指出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本身就是在新闻专业与市场、政府和大众社会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之中产生的，不可能脱离‘历史’与‘关系’的眼光来看待新闻专业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新闻专业化的争取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经济、社会力量之间的博弈过程，新闻专业主义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社会、历史环境变化中多方博弈者力量的消长。只有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力量关系的变化与制约中，才能真正理解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意义和本质。”(16)

　　尽管一些研究者也看到了专业主义不是教条，“而是活生生的新闻实践活动”，但在功能主义社会学思想的“诱惑”下，还是免不了将它视为“终极目标或理想范式”，并试图拿它来“描述”中国新闻实践的当下、“规范”中国新闻实践的未来(17)。结果这些“描述”和“规范”总让人觉得若即若离，似是而非，甚至不得要领。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在专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几项调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