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随着全球经济、信息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新媒体对社会的影响日益增强，新媒体发展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本文旨在分析研究在新媒体不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主动运用新媒体平台从而潜移默化地提高了自我身份的认知，另一方面，在新媒体作用下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知也发生了改变。

　　关键词：新媒体；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深和社会的大转型，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城镇劳动力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社会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新生代农民工”。2010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第一次出现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称谓，学术界把出生在1980年后的农民工称为新生代农民工[1]。这一类人群不具有城市户籍、年龄主要集中在16至30岁之间。目前，在外打工的 1.5 亿农民工群体中有 60% 是新生代农民工，大约有1亿[2]。显然，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当今社会劳动力中的重要力量。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弊病以及社会资源分配的差异，使得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和现实社会始终存在不少疑惑。我（新生代农民工）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对网络、移动通讯、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的运用，对自身现实生活的看法和自我身份的认同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另一方面，新媒体也促进了社会效率与公平的发展，通过新媒体的聚变传播和互动，社会普遍形成了宽容、理性和比较客观的评价标准，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较以前相比更容易被城市其他集体和社会认同。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老一辈农民工问题的延续与发展，从本质上来讲，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当下我国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性产物，虽然在工业化不断发展、改革开放的今天，城市和乡村边缘不断被弱化，城乡间的交流与互动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乡村城镇化的进程也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但是由于城市的社区生活融入较为困难，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的诸多问题仍然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与重视。

　　相比于老一辈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既继承了老一辈农民工的一些传统特质，同时又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比起老一辈农民工，他们接受了更多的基础知识性教育或是职业技能培训，具有更高的劳动和学习能力，能够从事更多样的职业；他们平均年龄较低，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强，具有更高的市区生活融入能力；他们的思维方式与习惯以城市生活为坐标，成长经历趋近于城市的同龄人，对城市的归属感要高于农村，不同于老一辈农民工的城市过客心理，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追求的是在务工城市长期稳定的居住、生活；外出就业的动机从“改善、提高生活质量”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从这些转变中可以看出，他们无疑比传统农民工更加注重自己在城市生活中的地位以及生活质量，追求更高的身份认同；他们普遍缺乏从小接触农业生产的经历，和城市同龄孩子一样被娇惯，因此缺少父辈们吃苦耐劳的精神，但他们对精神、文化生活上的诉求要远远高于老一辈农民工；他们需要在城市务工期间解决居住、婚姻、生子、教育等一系列生活问题，这无疑就加深了农民工相关问题的复杂程度。

　　在以往的调查研究中，新生代农民工通常不是被当作一个正常的群体而是被当作一个问题群体来研究，笔者认为这跟“妖魔化”传统农民工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但事实上，与传统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动机主要是寻求个人发展，并不满足于现实，并不像父兄辈单纯为了解决自身和家庭的温饱问题，更注重个人的发展，呈现由“生存心态”向“发展心态”的转变，其职业发展充满梦想或期待[3]。他们经常主动通过上网、看书、看电视等方式进行学习、积极参加社区各种政治、文化活动。这充分体现出新生代农民工比起传统农民工来讲个人素养更高。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高的人生追求和生活理想，在其遭遇到各种不公正的蔑视甚或是被错误标榜时，他们毅然坚定的进行着“为被城市社会正确承认而斗争”的努力。因此，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在种种问题之中显得尤为重要。

　　二、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现况

　　身份认同主要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由此产生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其显著特征可以概括为一种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体体验[4]。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就可以算是一种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间的碰撞，当然后面的部分用来描述这一碰撞并不十分恰当。我们可以从该理论辨析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与“社会身份认同”之间的碰撞。

　　“认同”可以拥有不同的定语，形成多种形态的“认同”。就个人而言，认同同时表现为两种面相，即“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前者指涉“存异”，即“自我证明”和“自我预期”，后者指涉“求同”，即“去个性化”[5]。在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时，我们必定要研究其自我心理状态的生理体验，当然也必须同时研究社会，或者说是城市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认同感。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包括“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两个方面的内容。自我身份认同是指一个主体主观上对自身的认同程度。在一定意义上，自我认同是对自身社区融入的一种主观满意程度与自我评价；同时，它又包括主体在一段时期之内的自我意识，如自信、自卑等最基本的状态。

　　（一）自我身份认同

　　自我认同往往能够通过主体的行为体现出来。在以往研究中，常常提到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等特征。因为其受过更高的教育，对自身就会有更高的要求与期待，因而就具有更高的职业期望值，对自身的就业岗位和单位正规程度有更高要求。新生代农民工多从事于服务业、制造业、纺织业、电子业等第三产业，同时，他们更加注重职业的工资待遇，更加关注员工福利信息，这就说明，他们并非只是追求一份工作，而是追求自身的发展机会。

　　在对工作各方面追求不断提高的同时，他们的维权意识也较老一代农民工大大增强，维权方式由被动表达逐渐向积极主动的表达方式转变。这恰恰体现了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的提高，他们认识到了自身对城市建设的重要性，从而更加愿意、也更加期待能够得到更高的待遇。在他们发现所在单位无法满足自身要求或损害了自身利益时，他们不会像老一辈农民工一样选择默默忍受，而更多的倾向于跳槽和寻求法律援助。新生代农民工比起老一代农民工也有着更强的平等意识，他们早已不满足最基本的获得平等就业的权利，而更多地追求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教育和发展权等更高层次的权力。

　　实际上，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认同提高不仅仅是工作追求的提高与权力意识的增强，还体现在对于金钱之外的事物的追求上。老一辈农民工更多地抱着“养家糊口”的思想进城务工，而如今的新生代农民工则很少有这种想法。他们不仅仅只是注重金钱，还提高了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情感体验的要求以及文化教育的要求。他们有自己的梦想，并为之奋斗。参与更多的社区文化生活，以求更快地融入到城市社会中。对自身的职业发展也充满着更多的期许。

　　（二）社会身份认同

　　社会认同就是行动者对其群体资格或范畴资格积极的认知评价/情感体验/价值承诺[6]。新生代农民工从农村走向城市所带来的生活、生产方式的改变在主、客观两方面上重新定义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身份，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相关的社会问题，作为城乡二元结构分层多元化的一种特殊体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身份认同问题对于其阶层的形成与归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对以往对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回顾中，我们发现，大多数研究人员只抓住了社会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等大的社会背景之下对农民工群体身份认同的影响，而较少有抓住社会发展的具体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做具体阐释。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新媒体发展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有着显著影响，而两者之间极强的相关性也逐渐通过越来越多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报道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