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报纸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逐渐增强。20世纪20年代，报纸日益成为大众表达意见的“社会公器”，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明显；不过，1937年之后，由于抗战需要，报纸被纳入到总体战体制中，政府主导报纸发行和内容，报纸的自由主义精神衰落。本文即简要描述1927年到1945年期间，中国报纸如何从争抢“新闻市场”到表达“公共舆论”，再到“报纸救国”的身份变化过程。

　　争抢新闻成新潮流

　　由于电台、报纸越来越重要，国民政府1927年在南京成立后，便着手建立一个辐射全国的电台、报纸和广播体系。在陈果夫、程沧波、萧同兹等人的倡导下，“中央社”、《中央日报》和“中央广播电台”等官方媒体先后成立。除此之外，在1927年到1937年期间，《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和《世界日报》等“民营媒体”也发展迅猛。

　　1927年之后报业繁荣是媒介技术发展的结果，亦是市民社会的需求。为了争取读者，在上海、北平和天津等城市，各个报馆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例如1928年围绕着上海滩发生的“马振华与汪世昌的恋爱事件”，上海滩的各大报馆为了争抢新闻各显神通。二流报纸《时报》为了与《申报》、《新闻报》等大报争新闻，不惜采取小报手段，抛出一些耸人听闻的“黄色新闻”。同年6月，黄慧如与陆根荣主仆相恋出走事件，又引起各报推波助澜，追逐竞争。一时间，“社会新闻”不仅为同业津津乐道，同时也成了招揽读者的招牌。（张功臣：《民国报人》，山东书画出版社）。时报馆因为此事“一炮打响”。《时事新报》、《申报》和《新闻报》等报纸也不甘落后，迅速调集力量，深度参与事件的报道。

　　报纸的公共意识增强

　　可以说，“马振华与汪世昌的恋爱事件”不仅引发了各家报纸竞相报道的盛况，而且普通市民也受到新闻报道的影响而积极参与到事件的大讨论中。美国学者顾德曼认为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中国，报纸成为了“一场热烈的公众争论的工具”。报道引发了普通市民给报馆写信表达意见的热潮。报纸真正成为了反映市民意见的“公共舆论”和“社会公器”。

　　报纸等媒介的社会和公共意识日益增强，报纸被认为应该摆脱党派色彩，代表大众利益，成舍我称这些报纸为“新时代的报纸”。他说：“新时代的报纸，不但一派一系的代言性质，将成为过去，即资本主义下，专以营利为本位的报纸，亦必不能再为大众所容许。新时代的报纸，他的基础，应完全真确，建筑于大众‘公共福址’的上面。新闻记者，虽然不是真接受了大众的委任，但他的心中，应时时刻刻，将自己当作一个大众的公仆。不要再傲慢骄纵，误解‘无冕帝王’的意义，他只有大众的利益，不知有某派、某系或某一阶级的利益，更不知有所谓个人政治和营业的利益。所以报纸上的言论，记载，一字，一句，均应以增进‘公共福祉’为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