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汉奇先生是中国新闻史学界的泰斗，是1949年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开拓者和组织者，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荣誉一级教授。作为中国新闻史学会的第一届会长，方汉奇先生为当代中国新闻史研究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近日，笔者就中国新闻史研究现状及未来展望等学术问题与方汉奇先生进行了对话。

　　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前30年和后30年

　　王天根、张朋：您于20世纪50年代即投身中国新闻史的教学研究工作。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新闻史研究进入繁荣时代。总体上，您如何评价两个时期的中国新闻史研究？

　　方汉奇：中国新闻史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成果不多，主要是后30年。1978年以后，中国新闻史研究有了迅猛的发展。前30年做新闻史的也就四五个学校、十多个研究者，利用课余时间“惨淡经营”。现在新闻学教学点有七八百个，大学的新闻专业也有600余个，成规模的新闻院系也有几十个。在人才队伍方面，前30年和后30年简直没法比。所以说，改革开放以后是新闻史研究的黄金时期，到今天仍是方兴未艾。现在的中国新闻史研究不光是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局面，在世界新闻史的学术史上也是空前的。比如中国新闻史学会不仅有中国的研究者，还有华裔新加坡人卓南生（日本龙谷大学教授，现为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日本人足立义雄（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参加，这是全世界没有的。中国新闻史教学研究已经取得的成果、即将完成的成果和正在进行中的成果都是空前的，中国人有重视历史研究的传统，而中国新闻史确实有丰富的实证研究的内容，这个矿是个富矿。

　　王天根、张朋：记得您在1985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新闻史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属于文化史的范畴，新闻史的研究尤其要注意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您提出“新闻史是中国文化史的范畴”这一观点有何特殊背景？

　　方汉奇：提出这一观点，我觉得是顺理成章的事，或者说，理当如此。曾经一段时间，我们将新闻史的研究窄化了，而且窄化得非常现实，将其功利化了，太过注重媒介的现实功能。其实，报刊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才被后人保存。我注意到王老师（王天根）的研究对象中也囊括众多古代、近代的报刊，也因为它们是当时文化的一种载体。如果报刊没有“内容”，它的价值也就大大降低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报刊呈现的一个是斯大林所称的“最远的炮弹”，一个是毛主席的“几个功能”，都是从革命需要、宣传需要的角度考虑的。革命家当然首先要考虑报刊的现实功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相关的言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对学者来说，视野应更宽一些，不光只局限于报刊的革命现实功用。过去是革命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考虑报刊的功利性更多一些，所以报刊的政治功能成为唯一的功能。但这一功能其实不是唯一的，只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就像延安文艺座谈会所强调的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革命家当然是这么提倡。但是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