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著名传播学者、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中国传媒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赵月枝一直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强调城乡关系视野和乡村传播的重要性。今年还计划在浙江省缙云县与吕新雨教授等召开“乡村、文化与传播”国际学术会议。这位蜚声海内外传播学界的华裔批判学者，为什么不做城市选题，而要“扎根农村”呢？bingo，答案在这！

　　我转向乡村，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青年自杀所带来的学术冲动

　　第一个是现实层面的。在中国，农村有庞大的人口基数，经历了改革初期的繁荣之后，在二十多年的中国政治经济转型中，“三农”问题凸显，年轻人看不到希望，社会矛盾冲突加剧。但是对此传播学并没有太多的参与和发言，即便有，也是基于现代化和发展主义视角，认为只要普及电视、实现电信村村通、送文化下乡就可以解决问题。

　　虽然我对这种技术主义的发展思路一直存疑，也从宏观层面写了《一个世界峰会和一部中国电影之间》、《手机之后，要什么？》这样的文章，但对全球传播秩序这样的“大格局”问题的关注是我所致力于发展的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因此，我在2000年代中期受聘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时，是从“天上”和“全球”的层面定义我的研究题目的。具体说，我当时感兴趣的问题是卫星电视新闻对全球秩序的构建。

　　但有一件事使我刻骨铭心，产生了强烈的把批判研究落实到“地面”和“村庄”的学术冲动。那是几年前的一个周末，我去超市购物时，无意中看到一份免费的温哥华华人报纸《环球华报》，头版头条竟是两位云南青年与一位浙江缙云县青年通过网络相约自杀的故事。最后两位云南青年只来了一位，与那位浙江青年一起自杀于我老家所在的缙云县新建镇的一家小旅店，而那位浙江缙云青年是河阳村人，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个村庄。

　　这些事情让我感到震惊，农村就算是人人有手机，家家有电脑，24小时能看到卫星电视，又怎么样呢？有了手机之后干什么？这个我曾问过的重要问题于我有了新的迫切性，而这不是发展传播学所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