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连续与断裂：传播思想史的叙事问题

　　中国的传播思想史研究是沿着两条路径开展的。一条路径是传统的思想史和观念史的路径，属于学术思想史，主要关注学术观念及思想的产生、演变、接受和应用；另一条路径受年鉴学派和新文化史的影响，属于思想文化史，是对传播从业者的职业理念及日常生活中传播观念的研究。目前历史学和文化研究对这个取向表现出了比传播学更大的兴趣。这一进路是传播思想史研究的全新增长点。传播思想史研究是一个新兴领域。为了推进研究共同体的形成，2013年11月在重庆四川外国语大学召开了第一届中外新闻传播思想史高峰论坛，并成立了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会，旨在积极推动中国传播思想研究的理论总结与反思。本期专题择选文章主要是从第一条路径出发，抛砖引玉，期望引起学术界的兴趣与争鸣。

　　传播思想史是狭义上的思想史，指对学术观念及思想的研究。广义的讨论一般传统观念的研究目前虽然也有一些，但和前者相比，还相对冷清。本文主要谈一谈狭义的传播思想史或者是传播学术史的叙事问题。

　　传播学是外来学科，虽然中国社会学界和新闻学界在20世纪前半叶曾经对之有过相当长时间的关注，但系统地引进主要发生在1978年之后，且在理解与接受传播学时一直采取的是“我注六经”的接受方式，对传播学多有误读。

　　走向自觉的传播思想史研究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召开第一次全国传播学座谈会，提出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十六字方针。“系统了解”成为中国传播研究的起点。传播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研究，也就自然成为打通中国传播研究与西方传播研究传统之间的重要津梁。这一探索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把传播理论作为科学的客观式解读、把传播理论作为西学一部分的语境化解读、把传播研究作为社会实践的知识社会学批判。

　　第一阶段（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继承了“五四”以来的“唯科学主义”精神，把西方传播理论当作是客观的科学发现，以一种仰视的立场，亦步亦趋地理解，重视“科学”的量化研究成果。与此同时，这种科学式的理解导致学习者忽视理论的产生语境，将其作为放之四海皆准的成果直接应用于中国现实，出现了用“中国经验”去验证“西方理论”的后殖民式的研究。

　　随着资料的丰富（出现大量译丛）和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进一步理解，对西方传播学的理解进入第二阶段（1990年代中期到2010年）。研究者意识到语境的重要性，将传播研究放到整个西学的理论谱系中，探索其来龙去脉、与不同学科相关研究之间的隐形的勾连。然而研究者的基本立场仍然是以西方为中心，系统理解只是为了使第一阶段的理解更加全面与深化，批判性仍然有所欠缺。

　　近年来关于西方传播理论的研究进入第三阶段（2010年之后），不再把西方传播研究看成是一个中立客观的学术活动，而是将其视为受到意识形态影响的社会实践。知识失去了客观性的面纱，被放到权力的放大镜下仔细剖析。此时的传播研究成果被看作知识社会学的批判对象和思想史研究的史料。传播理论从西方到中国的旅行将是跨文化传播和创新扩散的典型个案。这就从被动的接受传播理论，过渡到了自觉的传播思想史的研究领域。

　　解构被神话包裹的西方宏大叙事

　　近年来，传播思想史领域日渐兴盛，但方法方面的探讨还比较欠缺。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与意识形态关系密切，其产生便出于社会控制的需要。与其他学科相比，它更容易受到权力的干预。同时由于传播学正式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资历尚浅，自身还面临学科正当性的危机，学术思想史中渗透着大量争夺学术资本与地位的话语。这些话语层层堆积，构成了许多主流叙事的神话。中国学界曾经不加分辨地把它们当成客观事实加以接受。因此首要的工作是解构这些被神话包裹的宏大叙事。以我个人经验，有两个途径来实现上述目标。

　　一是对已有传播学史的叙事结构进行分析。这一工作类似于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所采取的进路。现有的传播学史的结构主要有下述几种：编年式的（如中国传播学的一系列回顾）、大师式的（如罗杰斯的《传播学史：个人传记取向》）、里程碑式的（如洛厄里、德弗勒的《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冲突式的（如凯瑞关于芝加哥学派与哥伦比亚学派的记述）、观念统领式的（如丹·席勒的《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和汉诺·哈特的《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胡翼青在《传播学科的奠定中》还对目前传播学史叙事中的辉格史观进行过批判。这些叙事的主流是维护现有学术体制的合理性，强化量化效果与行政研究的主导地位。有少量冲突式的叙事力图挑战现状，但也因为采取一种二元式的对抗话语，在反对主流叙事内容的同时，反而肯定了上述叙事结构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