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The Mirrior with Oth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ientalism:Reading　Chinese in Contemporary America Movie and TV Products

　　【作者简介】顾晓乐、王松，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美国影视作品吸引着越来越多中国观众的眼球，然而当我们陶醉于其扣人心弦的剧情、美轮美奂的画面和叹为观止的拍摄技巧时，我们又会为其中所展现的扭曲的、定式的华人形象感到痛心，甚至愤慨。其所呈现的带有种族主义偏见的华人形象渗透了西方人对华人以及华人社会非客观的模式化误读。这种认识不仅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的色彩，而且在信息传播中还存在信息过滤和歪曲事实之现象。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华人被制作成与白人完全相异的、落后的“他者”，在政治、法律、意识形态与公共媒体等方面被合法地排斥在外(陈爱敏，2004)。

　　在近三十年里，由于中国与美国经济政治等领域的频繁接触，影视剧中的华人形象成为政治上的一个棋子，随着两国关系的摇摆而发生着戏剧性的变化。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华人似乎永远摆脱不了被妖魔化的命运，“他者”的刻板化形象在美国电影和通俗文化中仍然占主导地位。华人被千篇一律地压缩为一维漫画形象，为英勇正义的白人角色充当着舞台陪衬。美国影视剧中在制造偏见的同时，又在不断强化观众心中的偏见，其所塑造的华人脸谱化形象已经在异国观众内心打下现实的烙印。

　　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集中分析几部近三十年涉及华人和华人社会的美国影视作品，归纳出其中的华人形象定势，借用后殖民主义中的“他者”理论、“东方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理论来探究推动这些形象形成的深层原因，进而指出政治和媒体密不可分。

　　一、“东方主义”视角下的华人形象解读

　　东方主义最早出现在19世纪，美国华裔批评家李磊伟将美国的“东方主义”历史分成两个阶段：1854年到二次大战结束为第一个阶段，即“老东方主义”的统治时期；主要通过制定法律、起草相关文件、发布相关报告、撰写与东方有关的文学作品和建立针对东方的研究机构来控制、主宰甚至侵略并统治东方；“新东方主义”开始于二战结束，它是在经济全球化到来之际采用的隐蔽策略，以大众传媒、学术会议、文化交流等形式对东方实行的新一轮殖民战略(李磊伟，1998)。美国正是当今“新东方主义”话语的制造者与控制者，而美国影视作品是其“新东方主义”理念的最佳传递者(陈爱敏，2006)。

　　新东方主义的倡导者认为对东方最有效的殖民手段就是对东方人有充分的认识，只有认识东方，才能掌控东方。基于这种论断，东方变成被研究、被审视的对象，即剥夺了话语权的沉默客体；而东方学家成为学者、审视者，即掌握话语权的主体。萨义德指出，西方对于东方的认识充满种族主义偏见，在西方人眼中，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1978：49)。由于东方人没有自卫能力，对自己的历史与文化一无所知，于是理性的、道德的、成熟的、“正常的”西方人理所当然地担负起为东方人再现历史、文化及未来命运的“使命”。在这套西方主宰的话语体系下，东方被置于西方文化权力话语之下，成了一个被剥夺了话语权的“他者”，一个以西方话语所制造的集原始、野蛮、荒诞和落后于一身的“东方神话”，自诞生之日起便以西方的投影和潜在的危险之身份而存在，也鲜明地打上了西方思维的烙印。

　　在西方对东方的认识过程中，东方尤其是中国，由于近代经济落后的原因，失去了其应有的自主性话语权，成为被动、消极、懦弱的“他者”。而美国正是利用这种话语权的优势，在影视作品中炮制出一个个看似中国又不是中国的形象，以增强其在种族方面的优越感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霸权话语地位(张龙海，2010)。通过创造与重现偏见、错误的华人形象，美国试图达到其控制、操纵处于弱势的华人和其社会的目的。

　　二、美国影视剧中华人的定势形象(1990至今)

　　当华人形象在上世纪初首次出现在美国电影中时，被刻画成梳着满清马尾辫面黄肌瘦的苦力形象，他们来自于腐朽没落的远东，愚蠢野蛮、吸食鸦片、好赌成性。这种形象将华人妖魔化到了极致，导致当时在美华人受到非人的歧视和压迫。尽管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和中美关系改善，华人的形象已不再如此不堪，但华人负面的刻板形象仍然不断出现在美国影视作品中：贫穷无知、低等劳工、诡秘民族、卑躬屈膝似乎理所当然成了西方人心目中的华人形象，中国也被冠以不守国际惯例、专制、走私、从事化学武器研制等罪名。华人在美国影视作品中的形象反映了华人在白人社会中被卑贱化、恐怖化、邪恶化、神秘化、暴力化和肮脏化的命运，体现了“东方主义”在美国影视作品创造中的强大作用。

　　卑贱化

　　华人在美国影视剧中向来只以微不足道的小角色出现，多数没有台词。他们或是非法移民，或是为了绿卡在社会底层挣扎的非美国公民，他们从事的工种肮脏、卑微、低廉，无外乎清扫工、保姆、园丁、理发员、中医、中餐馆工作员等服务行业人员或边缘化社会群体。而在这些影片中，华人似乎也理所当然地成了高高在上的白人主角的歧视对象。李渝凤(2002)通过对1960年-1999年间华人参演的238部美国影片进行统计，发现其中只有20部影片因为要表达“华人性”而由华人担纲主角，而在其他90％的影片中华人扮演的都是地位低下的小角色。陈丽芳(2009)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部分美国电影中男性和女性华人的形象分别进行了统计，发现男性华人被赋予的角色要么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保安、服务员、厨师甚至是流浪汉，要么是黑心的违法分子，如持枪者、盗尸者、黑帮分子等。而女性华人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小商贩、服务员甚至是妓女。

　　事实上，美国影视剧中所展现的千篇一律的地位低下的华人形象同华人在美现状形成鲜明对比。众多的人口研究表明，今天的美籍华人在收入方面优于一般的美国人，职业地位也较高。1/4的就业美籍华人在科学和专门领域工作，还有相当一部分从事管理行业，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人比例远高于美国平均值(索威尔，2011，161-164)。

　　美国影视界将华人形象卑贱化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近几年风靡全球的美国热播电视剧《疯狂主妇》。该剧中出现的仅有的三个华人形象：小梅、姚林和一个无名女按摩师强化了世纪之久的西方人眼里的华人卑微形象，同时将剧作者鄙视华人的心理暴露无遗(燕楠，2006)。其中，小梅这一形象在华人观众中引起一片哗然。小梅来到美国后，一直被马克辛藏在家里当作“私奴”。在她被联邦调查局发现并将遣送回中国前，牧师安排她暂住于加布丽尔家。小梅为了继续留在美国，竭尽全力讨好生性懒惰、极端自私的女主人加布丽尔，任其摆布。小梅这一角色被赋予了华人定势的所有品质：无知、奴性、卑躬屈膝、逆来顺受、地位低微，非法移入美国并一心渴望通过嫁给白人来改变命运。

　　剧中的另一个华人形象姚林被刻画成势利、尖刻的女仆。她为了蝇头小利时常替红杏出墙的加布丽尔打掩护，干活时也一副奴相，她的存在完全是为了衬托加布丽尔的高傲。然而当加布丽尔事业跌入低谷时，她又一改往日的言听计从，对加布丽尔加以讥讽。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折射出其势利本性。该剧中的第三个华人角色是一位无名女按摩员，当她为正在气头上的苏珊按摩时，被苏珊无意间重重地掴了一掌。她可怜的面部表情和呻吟声不禁使华人观众感慨：为何受伤的总是华人?

　　恐怖化

　　红色恐怖一词，早期频繁出现于美国两个反共的特定政治历史时期，上世纪20年代和50年代。由于前苏联和新中国的成立，一股对共产主义的恐惧——“麦卡锡主义”的红色恐怖在这两个时期席卷着美国社会。美国人盛传红色游牧部落已把自己的国家变成监狱或屠宰场，中国更是被漫画为一个红色的妖魔(汪永平，2004：120)。随着苏联的解体、中美关系的改善，这种冷战时期的恐怖气氛已不复存在，当代美国影视作品中的中国也不再被描述成执著于毁灭美国的恐怖分子大本营。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崛起，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又再次在美国兴起，于是近年的美剧中又不乏鼓吹这种思想的宣传者。

　　在《变形金刚》(2007)中，中国显然被视为美国的潜在威胁者。影片中有一幕描述美国国防部长动员将中国视为攻击其在卡塔尔的军事网络的黑客嫌疑者，并派军前往黄海。这表明中国被美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类似情节毫不掩饰地将中国渲染成美国的敌对国、恐怖分子基地、和平的破坏者，与被描述成正义的世界和平维护者的美国形成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