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自20世纪中后期，媒介审判问题开始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尤其是2004年之后，学者对媒介审判问题的关注度进一步提升，多元化的声音也开始出现。而由于刑事审判制度和文化观念的不同，源自美国的“媒介审判”概念及其内涵在我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异，并引发中国学者的争议。媒介审判概念在中国的引入与研究经历了萨义德所描述的跨文化旅行过程。

　　【关 键 词】媒介审判 跨文化旅行 变异　

　　【英文标题】The Cross-cultural Travel in China and Variability of Its Concept of "Media Trial"

　　【作者简介】纪莉，女，1975年生，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湖北武汉，430072；刘晶晶，女，1986年生，河南焦作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中图分类号：D9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11－0132－05

　　一个理论或者概念在不同的时空中进行转换，必定存在着某种条件，并且为适应新环境要进行某种程度的调试。正如萨义德在《理论旅行》一文中指出的，观念的移植转换过程是一种跨文化旅行，主要经历四个阶段：首先，存在一个发轫环境，使得思想观念得以生发或者进入话语；其次，存在一个具有各种语境压力的通道，使得思想从早前的时空点进入另一个时空点，获得一种新的重要性；第三，存在着一些条件使得看上去异样而疏隔的理论与思想，在被引进的过程中，最终得到认同；第四，完全或者部分被接纳的思想，由于其在新的时间和空间中的新位置，在某种程度上被改造①。

　　就媒介审判这一概念而言，其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流转就可以看作是一次概念的跨文化旅行。美国学者自20世纪60年代萨姆·谢波德医生杀妻案重审后开始广泛关注媒介审判这一问题。中国学者却迟至20世纪80年代才关注到这一现象。在我国许多学者看来，媒介审判这一概念源自于实行大陪审团制的英美法系的国家，例如，陈力丹及其博士刘宁洁就指出：“媒体审判”(trial by media或trial by newspaper)，最初是西方新闻传播法中的一个概念，它的历史沿革是：法律审判实行陪审团制度，陪审团由普通公民组成，如果大众传媒在开庭审判前就对案件或涉案的当事人做过多的报道和渲染，就会影响陪审团的公正投票，从而间接影响判决的公允②。还有学者明确提出这一概念发端于美国③。

　　那么，发端于美国的媒介审判概念是如何旅行至中国的，其在中国又发生了哪些变异呢？本文旨在参照萨义德的旅行理论，对媒介审判概念在中国的跨文化旅行展开分析。

　　一、媒介审判概念旅行至中国的路径

　　媒介审判概念在中国的引入与研究经历了萨义德所描述的一个跨文化旅行过程。

　　首先，改革开放为媒介审判概念旅行至中国提供了发轫的条件。

　　中国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关注媒介审判问题。在这一时期，就大的政治经济环境来说，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市场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互联网开始兴起。一方面，中国媒介的市场化步伐向前迈进，呈现繁荣发展之势，对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逐步加深。为了吸引眼球，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各大媒介尤其是互联网大肆追逐耸人听闻的案件。媒介审判现象由此开始凸现。另一方面，我国新闻传播学也进入繁荣发展时期，一大批国外译著被引进，新闻传播的研究视域得以扩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介审判”概念最终进入了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例如，1992年，《国际新闻界》上出现了一篇短小的文章，名为《摆脱报道“偏见”艾尔文要求“公正审判”》，简要介绍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因媒介过度报道而推翻刑事判决的案例——艾尔案④。1993年，《新闻记者》上《美国怎样协调司法和新闻的关系》的论文，更为详细地介绍了为保证司法公正，美国司法界和新闻界采取的应对措施，其中，对媒介进行事前的报道限制，新闻评议会的建立以及法庭与媒体签协议等具体方法得到重点介绍。所以说，正是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大环境的孕育下，媒介审判问题在开放的学术环境中，经由学者的学术译介，开始在学界受到关注。

　　其次，典型案例的出现为媒介审判现象在中国的凸显提供了现实语境压力，媒介审判问题研究获得新的重视。

　　自1997年之后，由于张金柱案的推动⑤，媒介审判问题引发了越来越多学者的浓厚兴趣。其研究的价值和重要性被进一步认识，对媒介审判问题的讨论也渐入学术研究主流。

　　张金柱案发生后，学者对张金柱到底构不构成故意伤害罪争论不休，不少学者认为张金柱只构成交通肇事罪，并不构成故意伤害罪，他们认为是媒介所营造的舆论影响了司法独立，造成了司法不公。

　　张金柱的个案暴露出媒介审判概念及其内涵在中国语境中遭遇的常见困惑。对于该案定罪量刑过重，到底是法院自身在审判过程中存在问题，还是其判决确实受到了媒介报道所塑造的舆论的影响？这无疑是很难清晰判断的。由于无法准确而清晰地评估出媒介对司法审判的影响，所以，学术争论相当激烈。有学者出于对司法独立的忧虑而批评媒介对司法案件的过多干预，也有学者为捍卫媒介舆论监督的正当性而为媒体的报道行为进行辩护。总之，由张金柱案开始，我国学者在对类似事件的媒介现象研究中，更加普遍地借用“媒介审判”这一概念进行分析。

　　第三，继发案例进一步发酵中国的媒介审判问题，媒介审判概念被引入常规学术研究范畴。

　　2000年—2001年间，有中国刑事第一案之称的“张君案”告破。因为张君涉及多起抢劫罪、故意杀人罪等重大恶性罪名，所以引发了众多媒体的广泛关注。在“张君案”立案之后，由于张君犯罪手段十分恶劣，犯罪事实明确，因此在审判张君之前，就有媒体对其进行了法庭外的审判，张君是“恶魔”，该“千刀万剐”等等字眼轻易付诸笔头。此外，与“张君案”同一时期的“蒋艳萍案”，同样引发了媒体的疯狂追捧，因为蒋艳萍的女性厅级干部身份，加之其贪污受贿行为中夹杂着财色交易，一些媒体为吸引眼球，制造轰动效应，对其犯罪情节进行了夸张的报道，称其为“财色双送”、“肉弹轰炸”等，媒体的这些炒作式的报道也被蒋艳萍的代理律师指为“媒体审判”。

　　由于张君案和蒋艳萍案的推动，到2001年，开始大量出现专门论述“媒介(体)审判”或“新闻审判”的论文，例如，魏永征于当年先后在《中国记者》和《新闻采编》上分别发表了《媒介审判何时休》和《不要搞新闻审判》两篇论文，这两篇论文以“张君案”为由头，论述媒介审判的弊端。此外，媒体人也参与到对此问题的学理性探究之中。《中国青年报》记者吴湘韩在《新闻天地》上专门发表了《警惕“媒体审判”》一文，蔡定剑在《法制日报》上发表了《媒体审判应该降温》等论文，从新闻实践的角度讨论“蒋艳萍案”的媒介报道问题。由此可见，由于继发案例的催发，媒介审判问题成为了学者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学术问题。

　　第四，媒介监督的正面效应凸显，单一探讨模式被打破，学者对媒介审判问题的讨论逐渐多元。

　　在媒介审判概念最初进入中国学界时，学者们的研究路径通常是批判媒体在现实司法审判活动中的过激报道行为。对于“媒介审判”现象，学者们首先预设它是肯定存在的，并进而对此现象持批判否定的态度⑥。对于媒介审判学者们的普遍观点是，媒介滥用权力影响了司法独立。

　　2003年的孙志刚案，使得媒介监督的正面效应得到巨大发挥，学界一味批判媒介审判现象的观点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一部分学者开始审慎地辩证看待媒介审判的问题。例如，周泽在《舆论评判：正义之秤——兼对“媒体审判”、“舆论审判”之说的反思》一文中将“媒体审判”称为“舆论评判”，他毫不客气地认为对舆论评判影响司法的指责是混乱的逻辑，他指出作为自发性评价的舆论评判，是民众对司法审判活动的评价，乃是对司法公正的检验，是一种合理而正常的现象。它并不是对司法审判的干预，也不能与作为制度性评价的司法混为一谈。因此，企图控制舆论评判的想法是有害的⑦。史忠治与王中伟在《中国有“媒介审判”吗》一文较早开始质疑中国是否存在本源意义上(原作者在此提到的本源是指美国)的媒介审判现象，并且将中国的“媒介审判”现象归纳为“媒介权力—党和政府—法院”这样一个两头都受制于中间权力基层的特殊模式，强调在中国，媒介审判的力量来源于其背后的强大权力⑧。

　　在研究路径被拓宽，对概念的引入情境进行学理性剖析之后，学界开始出现了为媒介审判正名的论文，例如：《论媒介审判的正效应》、《传媒与司法关系之探究——媒体审判正当性之法理分析》、《对“媒介审判”的再“审判”》等。此外，随着学者探讨的深入和互联网的发展，还出现了探讨媒介审判形成机制、应对媒介审判问题的措施、网络时期媒介审判新特点等方面的一些论文。

　　从上述4个阶段的发展过程来看，“媒介审判”如一切植入中国的西方学术概念一样，正在经历着进入中国学术文化空间的跨文化之旅。它正在从观念产生的原有情境中逐步脱离，开始凝练出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话语空间内的意义与内涵来，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在中国语境下的概念自身的重要性。当然，它的被认同与被接纳并没有完全实现，还依然处于与中国这个新时空的磨合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