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咏华，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内容提要】人类传播作为社会成员相互沟通、了解的过程，可以说天然地同社区建设联系在一起，二者的关系也就成为传播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近年来由著名美国传播学者桑德拉·鲍尔-洛基奇（Sandra Ball-Rokeach）带领的南加州大学一个课题小组展开的大型研究项目《传媒转型：改变社区粘合纽带》，以多种研究手段对网络化时代传媒转型背景下传播系统和社区归属（感）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取得了不少资料扎实的发现，并推动了鲍尔-洛基奇将其以往同梅尔文·德福勒（Melvin DeFleur）合作提出的“媒介系统依赖论”（Media System Dependency Theory）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演变成“传播基础结构论”（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Theory）。本文对上述学者的这一研究项目及其成果进行介绍分析，并从当前我国高度重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研究传播与社区归属感对于和谐社会构建的现实意义出发，探讨该项目对于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启示。

　　【关 键 词】传播基础结构 社区 归属感 社区研究 和谐社会 媒介系统依赖

　　一、传播与社区研究：传播学对于社会科学理论的一大贡献

　　社区/社会如何形成、维系是社会科学理论的基本问题。而在对于这一问题的探索中，传播成为一个关注点很早就开始了。早在传播学科正式诞生之前，在现代大众传媒业逐一闪亮登台的时期，哲学、社会学领域中的一些著名学者即已关注到传播及其变迁对社区及其变迁的影响。例如，19世纪后期欧洲古典社会学家就关注到社会转型期“都市化的工业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瓦解和远距离的、非个人的社会控制的新形式”，（注：转引自McQuail，Dennis.（2002）McQual's Reader in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London：Sage.pp.19-20.）也就是说，他们把大众传媒的兴起，看作社会转型期填补传统的人际关系纽带瓦解带来的真空的社会控制形式。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杜威（John Dewey）1916年在《民主与教育》一书中用一句简单但又发人深思的话评说传播：“社会不仅通过传播而存在，而且我们可以正当地说社会存在于传播之中。”（注：Dewey，John.（1916）Democracy and Education.New York：Macmillan.p.5.）杜威认为，“‘公共’、‘社区’和‘传播’这几个词之间不仅只是存在字面上的联系而已。人们凭借它们共享的东西在社区中生活；传播是他们得以拥有共同的东西的方式。他们必须共享的事物……有目标、信仰、抱负、知识，即一种共同的认识，用社会学家的术语来说称为相同思想性。对这些东西，人们无法像通过将馅饼分为物理上的几块分享它那样来分享。……共识需要传播。”（注：Dewey，John.（1916）Democracy and Education.New York：Macmillan.pp.5-6.）杜威后来又于20世纪20年代在《大众及其问题》等论著中，关注到在工业化社会中，由于直接的经验社区中将人们粘合在一起的结合因素变得松散而产生的问题。他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待传播科技的进步与大众传播的作用，认为通过赋予大规模的传播以新的活力能弥补直接的经验社区的缺失。（注：参见Peters，John Durham.（1999）Speaking into the Air：The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p.17-19.）存在主义的创始人、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927年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将传播看作人们之“被抛入”包含着他人的世界中的解释性表达。（注：参见Peters，John Durham.（1999）Speaking into the Air：The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2。）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布鲁默（Robert Blumer）等人创立、发展的符号互动论告诉人们：我们在使用符号进行互动的过程中亦即传播过程中认识自我并参与社会生活，构建社会现实。芝加哥学派的美国社会学家帕克（Robert E.Park）较早地在研究城市社区中对报业产生兴趣，他在，1915年发表的《城市：对开展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建议》（The City：Suggestions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一文中，把城市研究同传播行为联系在一起。

　　传播学诞生后，更是为探索社区/社会如何形成、维系提供了一种新的、突出传播的思路。传播学先驱拉斯威尔（Harold Lasswell）指出传播有监测环境、协调社会和传递社会遗产三大社会功能（注：今日传播学界熟知的大众传播的四大社会功能中的最后一项功能——娱乐，是由赖特（Charles Wright）后来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增加的。）；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施拉姆（Wilbur Schramm）指出，“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传播一词（communication）与社区一词（community）有共同的词根，这绝非偶然。没有传播，就不会有社区；同样，没有社区，也不会有传播。使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社会的主要区别是人类传播的特定特性。”（注：[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著：《传播学概论》，（陈亮、周立方、李启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2～3页。）在传播学的发展史上，来自社会学传统的影响，始终是构成滋养传播学新学科发展的养料之一。传播与社区/社会形成、结构、社会生活的关系，始终是传播学者的重要关注点之一。不论是在传统的功能学派对传媒内容的具体效果的实证研究中，还是在批判学派将传播置于广阔的社会关系结构中进行考察的研究中，还是在一批被称为“媒介形态理论家”（medium theorists）的学者——以英尼斯（Harold Innis）、麦克卢汉（Marshal McLuhan）和梅罗维兹（Joshua Meyrowitz）等人为杰出代表——将媒介当作社会变迁的轴心的研究中，我们都不难找到对这种问题的关注。

　　美国社会学家兼传播学者鲍尔-洛基奇从其深厚的社会学学科背景出发，在其学术研究生涯中始终秉承社会学重视社区和社会结构研究以及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研究的传统。从其于1976年和同样是社会学家兼传播学者的梅尔文·德福勒在论文《大众传媒效果的依赖模式》（A Dependency Model of Mass Media Effects）中首次提出“媒介系统依赖论”（Media System Dependency Theory），试图从媒介—受众—社会的关系中去寻找对于大众传播社会影响力的解释时起，其研究的关注重点，始终没有离开过传媒系统作为当代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大众）传播与群体生活、传媒（与其他传播）系统与个人、团体、组织和其他社会系统的关系，人类谋求有效生存与发展兴旺的基本目标与有效的传播系统的关系，社区吸引力与有效的传播系统等。而其中尤以她近年来针对网络化时代的传媒现实和社会现实而展开的围绕传播系统和社区归属（感）的关系的大型实证研究，最贴近当今信息化时代的现实，而且其研究的焦点直指和谐协调的社区生活，因而对我们的启示意义也最大，下面将对此进行讨论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