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春雷，易小军，江西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 南昌 330022 李春雷(1976－)，男，博士，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新闻学和传播学；易小军(1989－)，男，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研究生。

　　【内容提要】本文以弗洛姆的异化理论为基础，以底层社会为视角，通过分析草根情结在底层社会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中的异化表象，考察媒介化社会视域下底层社会传播生态对草根情结异化的深刻影响，揭示出相互协调、良性互动的底层社会传播生态对于纾解阶层情绪、应对风险社会的重要性。文章认为社会转型时期结构断裂、功能落魄的底层社会传播生态成为草根情结异化的重要场域，这一生态中的大众传媒则起到了直接的催化作用。因此建构良好的底层社会传播生态成为规避草根情结异化的重要保证，而媒介作为“社会公器”理应在纾解草根负面情绪、草根理性启蒙、预警和报告社会风险上有更多的文化自觉和责任担当。

　　【关 键 词】草根情结；异化；底层社会；传播生态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3)06－0032－06

　　引言

　　在传统社会，草根情结是一种朴素的道德和价值情怀。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草根习惯着自己的底层身份和底层生活，其圈子局限于家庭、族群稳定的关系里，地缘、血缘是这个群体紧密相联的纽带，他们按部就班地从事着本分的职业，过着安稳的生活。而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和媒介化社会的到来，草根成为一个有着多重身份、身处多重社会形态下的群体，“他们大多在农业社会土生土长，如今从事着工业社会的职业，手中使用着信息社会的新媒介工具”。[1]可以说，草根阶层是当下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活生生的标本。生存空间的沉浮不定，身份感的长期缺失，使得草根情结悄然发生变异，草根的心理状态变得扑朔迷离、变化无端，传统原始、朴素的价值情怀掺杂进了功利、浮躁、抗争等多重情绪。在以往对草根文化的研究中，学界鲜有深入、系统地关注草根现实的心理状态，对于现代传播技术发展与转型期背景下草根情结的异化倾向，更是缺乏应有的警觉。随着媒介社会影响力的与日俱增和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底层社会的传播生态正发生着巨大的变迁，人们愈益认识到草根情结的异化与之关系重大。良好的传播生态，有利于培育平衡、培育理性；反之，则可能失去平衡、引发动荡。这不仅是关系草根个体、群体心理健康的关键问题，也是牵涉传播生态乃至整个社会有序运行的突出问题。

　　心理学家艾里希·弗洛姆从人的心理体验着眼，把“异化”界定为人在现实活动或心理活动中经受或者感觉到的压抑、无助以及受到的人的非本质力量统治的心理状态。[2](p97)在本文中，笔者把草根情结的异化界定为草根在现实社会与自身、他人、政府、社会发生矛盾时，心理发生变异后呈现出的一种心理分裂的过程和状态，它是草根个体内心体验中内含的否定性的倾向，其外在表现为压抑、消极自由、非理性和无意识等一系列分裂、失衡的心理状态的集合。草根情结的异化是多种复杂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而底层社会传播生态作为草根现实生活和心理体验的重要场域，其现状和趋向直接关系着对草根情结的异化是诱发、加剧还是消弭和纾解。笔者以为，以底层社会的视角对草根群体心理异化的问题保持警醒，揭示底层社会传播生态及这一生态中的大众传媒对草根情结异化的深刻影响应当成为当下学术界的关注点。此外，对底层社会传播生态的考察为研究草根情结异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揭示传播生态与心理异化间的关系，有利于增强大众传媒在纾解阶层情绪价值取向上的文化自觉和责任担当，对促进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将有重要意义。

　　一、草根情结异化的表象——基于底层社会传播方式的分析

　　“传播生态”是一个立体的、动态的概念，可以从传播技术、传播方式、传播职能、传播效果、传播制度、媒介素养等维度来考察。在本文，笔者把对草根情结异化的研究嵌于考量底层社会传播生态的维度之一——传播方式之中，根据传播范围、传播关系、传播规模的大小可将人类传播活动分为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类型，这四种主要传播方式自然地把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联系在一起。本文主要是通过分析草根情结的异化在上述四种传播类型中的表象来考察底层社会的传播生态及其对草根情结异化的影响。

　　(一)自我传播——“客我”对“主我”的压迫和排斥

　　自我传播即人的思维活动。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德指出，社会中的“自我”是由“主我”(原来头脑中已存的信息)和“客我”(新进入大脑中的外来信息)互动而形成。他说：“‘主我’是有机体对他人态度的反应；‘客我’是有机体自己采取的有组织的一组他人的态度。他人的态度构成了有组织的‘客我’，然后有机体作为‘主我’对之作出反应。”[3](p193－194)由此，自我传播的社会性、传播的双向、互动显而易见。那异化的人与自己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弗洛姆认为，这时的人不把自己当成是一个主动的作用者、自身力量的持有者，他的自我意识不是来源于他是一个能爱、能思维的个体的行动，而是源于他的社会——经济功能，他的自我价值感受制于反复无常的市场判断标准。[2](p115－119)

　　传统中，草根生活方式可能贫穷、不自由、没有新意，但却安全、稳定、不孤单，他们在生活方式和心理上是平稳的、安全的。但是随着社会急剧转型，竞争日益加剧，草根阶层上升的渠道和机会急剧减少，他们深感自身沉浮不定、微不足道又无能为力，不安全、怀疑、焦虑、孤单等心理状态使他们深感尊严感、身份感的严重缺失。这一情况下，人需要通过获得一种第二位的自我感来拯救自己，这时外界对自己的态度、评价(客我)成为了对自我价值评判的标准，而这种评判标准往往又是功利的、非人本的。大众传媒作为草根群体最直接最广泛使用的媒介，就极可能成为“第二位自我感”的培养“容器”，这种意义上，“主我”已经被媒介化。

　　(二)人际传播——从“熟人社会”的朴素情怀到“生人社会”的信任危机

　　在传统的“熟人社会”，个人的很多特性都可以作为他的固定标识，比如血统、性格、爱好、所拥有的技术、财产、道德情操等等，这些特性使他在社会中拥有了稳定的社会地位和人群中的相互关系。社会大变革的今天，个人的活动领域不再固定，不停变换的工作和朋友使得个人生活在“生人社会”里，原来稳定的自我标识被打破，人的爱好、技术、行为方式这些内在特征已不再重要，人是否受人尊敬，个人的价值如何，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他的消费水平上。同样，是消费能力，而不是过硬的能力和高尚的情操更能体现人的存在。

　　弗洛姆把异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描述为“普遍的社会纽带的消失”。“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找不到多少爱与恨；更多的是一种表面的友好，以及一种更为表面的公平。这种表面现象之后是距离与冷漠，以及许多微妙的不信任。”[2](p113)随着城市化和信息化进程的加快，更多的草根涌入城市寻求发展的机会和空间，他们对信息的需求和表达的欲望急剧增长。而对信息和媒介的过度依赖，无疑会消解“熟人社会”中朴素的价值观念和人文情怀。传统的以地缘和血缘为纽带构建起的稳定的信息交流网络被打破，靠血统、共同的风俗习惯、道德情操维系的较封闭、稳定的人际传播纽带被撕裂，取而代之的是利己主义原则主导的个体相互分离的人际传播网络。这种人际传播网络往往造成人们相互之间的憎恨与不信任，将人变成他人利用的工具。社会上频频出现的类似南京“彭宇案”好心助人却反遭讹诈的事例，正是异化了的人际传播关系的体现，其折射出的信任危机问题需要我们正视和反思。

　　(三)组织传播——科层体制下的“信息无助”到“政治弱势”、“借机发泄”

　　中国传统科层体制下的组织传播链上存在一种特有的信息屏蔽机制，学者孙立平把它表述为：“能捂就捂”的信息控制机制；“这是极个别现象”的信息解释逻辑；“不危害稳定、不向公众公开”的信息反映逻辑。[4](p182－183)无疑，这种信息屏蔽机制在突发情况下，完全有可能成为草根群体心理异化的“导火索”甚至“火药桶”。此外，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化利益诉求渠道，而非制度化的诉求方式又存在“合法性困境”，使得草根极易产生利益诉求困境下的无助和无奈心理，这种心理正是政治弱势心理最主要的表现和原因。[5]草根在现实中遭遇的“信息无助”和“政治弱势”经过模仿、感染、暗示、顺从等心理因素的作用而极具传染性，局部的、个体的利益诉求受阻很容易让相同处境者产生共鸣。当群体的情绪被煽动起来时，人们的理性逐渐被盲从和偏信所代替，这种能量一旦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疏导和释放，就有可能演变为严重的社会冲突。[6]“随着他们的仇恨与破坏倾向愈积愈多，他们最终毁了自己，也毁了统治者及其制度”。[2](p14)

　　而媒介化社会的到来，网络为草根群体在现实中遭受的“信息无助”和“政治弱势”提供了“借机发泄”的平台。当现实社会越是崇拜权力，游戏规则完全受强者和精英支配，贫富差距阶层撕裂，虚拟空间便越呈现出仇富、仇权，反智、反精英、反权贵的特性。与之对应的一个现实是，现实中如鱼得水的人物，那些处处逢源的既得利益者，在微博上往往被拍得体无完肤；而在现实中并不如意的某些草根，在网络上往往能获得一种道义上的优越感，并常常在各种虚幻的网络讨伐中大获全胜。[7]

　　(四)大众传播——传统媒体缺位下的网络狂欢和价值迷失

　　以电视为主的传统媒体曾经是草根群体获取信息、了解社会最主要的渠道，在建构主流话语体系上占据了绝对权威。而草根阶层所处的民间舆论场则长期在主流舆论场的强势压迫下消弭、匿声，草根一度即使受到压迫也并不进行反抗，“中国人习惯了听从权威，大家都被这样教育着，权威是至高无上的”。[8](p145)而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一方面社会阶层分化，社会进入主体多元、价值多元、利益多元的阶段，当前社会普遍存在共识匮乏、信仰匮乏、权威匮乏的问题，整个社会大环境未能给民众提供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体系；另一方面，由于传统媒体在提供信息、制造共识方面能力的倒退，在表达草根群体利益诉求和提供文化娱乐功能上的落魄，使得传统媒体逐渐在底层被边缘化，其在原有传播生态中的权威地位日益被极具草根性的民间话语体系冲击。“权威的特点已经发生了改变，它不再是公开的权威，而是无名的、不可见的、异化了的权威。”[2](p125)随着传播生态的变迁，由于传统媒体在草根利益诉求和话语表达上的缺位，草根群体的心理也极易发生异化。

　　媒介化社会的到来，极具平民性、瞬时性、互动性的网络为草根群体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心理宣泄平台。一方面，草根通过各种前所未有的形式，实现了心理宣泄、个性彰显和话语表达。在狂欢的广场内，他们以“颠覆形象”构建起真正属于他们的草根文化，最炫民族风、江南Style……“灰常”、“神马”、“屌丝”……网络的“病毒效应”点燃了草根们对网络流行文化的顶礼膜拜。同时，草根们也通过网络表达在现实中无法诉诸的利益诉求，对官员腐败、贫富不均、司法不公、诚信缺失的不满，对精英、权贵、强者的不屑与嘲讽演化为一场场誓不罢休的“网络围堵”和“人肉搜索”。而另一方面，由于草根阶层知识文化水平、媒介素养的局限性，这种“涌入”又几乎是盲目的、非理性的。在群际感染下，“人们在潜意识中都在保持与公众的一致性……人们甚至没有了观念和道德的判断，只要与大家保持一致就能获得安全”。[2](p126)信息暴力、哗众取宠、网上谩骂、有色视频等都折射出全民狂欢后的行为失范和自我异化。而盲目、失控的网络狂欢行为极易导致精神与价值标准的迷失，使得草根在本就缺乏共识、信仰和标准的转型社会中迷失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