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中华五千年的悠悠历史，可以清晰看出，中华民族是在多民族的不断融合之中发展而来。民族之间虽也有对抗斗争，但是和平共处一直是主流。南越、北狄、西戎、东胡，数千年来都与位居中原的汉民族互通有无，互相影响，互相融合。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灿烂文明。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不断交流共存。秦汉时期称雄中原以北的匈奴、东北的东胡，两汉时期的乌桓，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鲜卑，隋唐时期的突厥，两宋时期的契丹族、女真族、党项族，元明时期的蒙古族，以及清朝时期的满族等。在漫长的过程中，也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王朝。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万流归宗，总是融合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

　　一个民族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必然形成本民族的生活习俗、民族性格、宗教信仰等等，文学艺术自然也不例外。正因拥有丰富的多民族文化，中国文学的百花园得以海纳百川，异彩纷呈，博大精深。从先秦的楚辞、越人歌，到南北朝时期的北朝民歌，对中国诗坛产生积极影响；从汉魏六朝佛教东传，促进西域民族与中原民族的文化交流，佛经俗讲和娱佛歌舞，对以后的唐宋文学发展更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是文史上形成共识的“胡夷里巷之曲”导致唐宋词（诗体）的产生、俗讲变文促进宋元话本和说唱文学的发展，更主要的是佛教和胡风引起人们的思维形态和审美意识的重大变化，进而对中国文学的演进产生重大作用。至于元曲的产生，“词之变曲也”（纪昀 《四库总目提要》），与女真族、蒙古族文化关系密切。元人的曲子，一概使用白话，元曲的声韵所依《中原音韵》，则由唐宋以前的平上去入四声，改为平上去三声，入声字消失，语言学家称作汉语的“阿尔泰语音化”，即语音上的民族文化融合现象。凡此种种，说明中国文学是在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中演进发展的。

　　关于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历朝历代都不乏少数民族的作家与作品。先秦有楚歌、越人歌，也曾出现过像石君宝、李直夫、杨景贤那样的元杂剧作家，像萨都剌、耶律楚材、纳兰性德、顾太清那样的诗词作家，像李贽、哈斯宝、裕瑞那样的文学理论家，像曹雪芹、文康那样的小说家。尤其是元朝时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时，少数民族作家人数众多，名家就有廼贤、马祖常、马九皋、昂吉、鲁山、余阙等六十余位。作品样式繁盛，不仅是杂剧，还包括诗、词、散曲等等。以上是少数民族作家的汉文作品。至于民族语文创作的文学作品也是浩如烟海。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多种民族语言文字，诸如龟兹焉耆文、佉卢文、粟特文、回鹘文、突厥文、女真文、西夏文、契丹文等等，拥有珍贵的民族语文的传世名著，诸如《弥勒会见记》（剧本）、《福乐智慧》（诗集）、《突厥语大辞典》（用阿拉伯语注释突厥语，保留了大量突厥语民族的古诗、谚语）等。在民间文学领域，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间叙事长诗，有的甚至有几十部、上百部。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有大量英雄史诗，如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这些民间文学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少数民族的神话极为丰富，从数量上看，每个少数民族基本都有自己完整的神话，几乎包括了所有神话的种类，如开天辟地神话、人类起源神话、洪水神话、宗教神话等等。南方民族的洪水神话，北方民族的萨满神话都别具特色。不但有散文神话，而且还有韵文神话。少数民族神话与汉民族神话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