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让学术权力发挥应有的作用，要奠基在对学术共同体内专家的充分信任上，无论是为申请者写推荐信的同行专家，还是参加各级评审的专家，都要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及严格的道德操守，认同高水平的学术成果，才能够让真正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申请者获得相应的学术职称。 

　　职称评审是关系到学术研究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也是关系到被评审人的学术前途及切身利益的大问题。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职称评审已步入正轨，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必须引起我们重视和亟须解决的问题。

　　笔者1982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先后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和北京理工大学工作近30年，从被评审人逐步成为学院、学校、北京市职称评审工作的参与者，成为申请晋升高级职称者的推荐人，成为敦煌学研究的专家。这种被评审者、评审者、学者的三重身份，使我发现职称评审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以学术水平作为职称评审的核心不明确。

　　目前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业技术职称评聘工作由单位主管领导主持，人事部门负责具体运作。为了保证这项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人事部门会制定一系列申请相应专业技术职称的基本条件，俗称“门槛值”，达到或超过“门槛值”才能进入评审程序。

　　这看似公平，可问题就出在“门槛值”上。从我校设的“门槛值”来看，主要有政治条件、任职时间、教学课时及质量、外文及计算机操作水平、论文或专著数量及刊物等级和承担科研课题的数量、级别及经费等。其中若有一项不达标，就无法进入评审程序，也就是说，连参加职称评审的资格都不具备。

　　评职称，尤其是评高级职称，我们一般称作“评教授”，工程师即有“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一说。教授英文作professor，它源于profession，本意是指需要较高教育水平的专门技能行业。教授所应具备的核心条件是具有较高专业技术水平的大学教师或专业研究者。因而，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水平是由该单位教授的水平所决定，职称评审的核心是被评者体现出的专业学术水平。

　　反观一般高校和科研单位的“门槛值”，面面俱到，而且“门槛值”的各种标准，都有“量化”指标，看似公平，实际上除了行政上易于操作之外，专业学术水平的高低这个重中之重一点儿都没有凸显。有人会说，论文和专著的数量、刊物和出版社的等级不是标准吗？承担科研课题的数量、级别及经费到位数量不是标准吗？这两项标准不是都能判别学术水平的高低吗？

　　我们不能否认某些高级别的权威刊物和高水平的出版社，其“名头”的形成是学术共同体长期认可的结果，但这并不适用于大多数的刊物和出版社。单就专业学术水平来说，论文和专著的水平是由刊物和出版社的“名头”大小决定，还是由学术共同体的专家说了算，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是目前职称评审工作中各单位都回避不了的，其实质是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矛盾。行政权力应回到它的运作上，学术权力应回到它的位置上，即由学术共同体认定论文和专著所达到的水平，而不是由刊物、出版社的“名头”所决定。

　　至于科研成果，更不能简单地以数量、级别、经费来衡量。据我在学校工作多年所了解到的情况，有的科研课题级别不低，但在学术上却没有什么创新点；有的课题经费数额不小，但缺乏学术的“含金量”，尤其是一些“横向”项目，除了得到一些经费之外，几乎与学术无关。这种评价，实际是以经费标准衡量学术，偏离了职称应以学术水平为核心的根本点。

　　将学术水平高低作为职称评审的核心似乎是老生常谈，但实际运作中却要求申请人面面俱到，并且有“量化标准”，这种矛盾现象的实质是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学术权力，甚至把学术水平与计算机操作水平这样的技能划为同一个档次，可见学术地位的降低。

　　让学术权力发挥应有的作用，要奠基在对学术共同体内专家的充分信任上，无论是为申请者写推荐信的同行专家，还是参加各级评审的专家，都要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及严格的道德操守，认同高水平的学术成果，才能够让真正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申请者获得相应的学术职称。30多年前我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教我们课的一位老讲师，没有专著，他的一篇论文获得学校几位文史老专家的认可，破格晋升教授，目前已成为中国史学界的领军人物。30多年来，学术权力曾在职称评审中发挥过应有的作用，但还远远不够；今天，借助制度创新，设计出一套以学术水平高低为核心的评审机制，必定会推进我国职称评审工作的良性发展。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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