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刘熙载《艺概·文概》云：“文之道，时为大。”文学与时代紧密相连，汉赋也是如此。除文学内部发展因素外，汉代社会对汉赋的生产、消费、接受等有重要的影响。

　　汉赋生产与两汉社会的兴衰基本同步。从刘邦建国、文景之治到武帝前期，基本上是汉代社会的休养生息阶段。三年灭秦、五年楚汉战争，长期战乱给汉初留下来的是一穷二白的烂摊子。因此，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拨乱反正，恢复经济。与之相适应，思想较为自由，统治者主要以黄老思想为治国思想。而且《史记》《汉书》记载“景帝不好辞赋”。在这种情况下，汉赋生产也处于初期阶段。据《汉书·艺文志》，陆贾、朱建及藩国吴王、梁孝王、淮南王门人有一些创作，但现存的赋作，最有代表性的是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另外还有淮南小山《招隐士》、庄忌《哀时命》。这些作品体制上继承楚辞传统，抒情言志，篇幅短小，而且内容上明显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此期特别的作家是枚乘，他曾游于吴、梁，其创作《七发》目的在于讽谏诸侯王，形式上大肆铺排，是骚体赋向散体大赋的过渡。

　　汉赋生产的繁荣期是武帝以后到东汉中期。此期政治上虽有西汉灭亡、东汉建立等波澜曲折，但整体上是大一统天下、是积极向上的时代，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气象。汉武帝对辞赋颇有兴致，不仅大力提倡，而且自己创作。班固《两都赋序》云：“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这段序言对汉大赋生产的背景、生产方式、生产特点、生产数量等，都进行了明确交代。大一统的天下，文人心向中央，盛世激发了作家的情怀，于是，规模宏大、歌颂为主的大赋兴盛。这是时代的产物。典型代表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羽猎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这四大赋家生活在西汉武帝到东汉安帝时代，是汉王朝的极盛时期，也是汉赋极盛时期。这些大赋采用对话体，以状物为主，风格上呈现出“全”而“大”的特点。《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曾说自己创作辞赋时，“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这正是汉帝国一统天下的真实反映。也正因此，典型的大赋生产颇费心血，司马相如创作《子虚》《上林》，“几百日而后成”；扬雄作赋，“梦其五脏出在地，以手收而内（纳）之”，大病一年；张衡作《二京赋》，“精思傅会，十年乃成。”可见大赋生产之不易。而且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两汉整个思想界成为经学的天下，大赋所体现的正统思想以及形式上的“劝百讽一”，就是这种思想的真实写照。

　　东汉和帝以后社会走下坡路，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党锢之祸使文人与社会逐渐疏远，加之自然灾害频发，地震、蝗灾、水灾、瘟疫等随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文人士大夫内心世界发生了重要变化，深感人生迷茫。此期经学衰落，道家思想又占据了重要位置。社会的剧变带来汉赋的新变，文人鸿篇巨制形式的大赋作品逐渐减少，代之而起的是以抒情为主的小赋。这种赋继承屈原、贾谊的传统，代表人物和作品如张衡《归田赋》、蔡邕《述行赋》、赵壹《刺世疾邪赋》等，他们突破汉大赋的创作模式，由外部世界的描绘转向内心世界的抒写，由体物转入写志，个人的思想、感情成为作品的主要内容，这是东汉后期社会带来的影响，而且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如张衡《思玄赋》《归田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