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悉台湾“中研院”将召开“夏志清先生纪念研讨会”，当即报名参加；只是一直拿捏不准，会议主旨到底是“纪念”，还是“研讨”。二者虽有联系，但发言姿态不一样。主办方大概希望兼及理智与情感，故如此命名；可对于像我这样既认真又没有急智的人来说，则颇感为难。随着时间临近，议程表终于出来了，发现与会各位都没有论文题目，这才确认是以纪念为主。

　　不是老友或门生，连私淑弟子都算不上，我与夏志清先生(1921—2013)实际接触不多，主要是读其书，赏其文，然后遥想先生风流。199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访学那四个月，多有请益；还有2005年10月参加“夏氏兄弟与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再就是2011年到哈佛及纽约大学参加学术会议，顺便登门拜访。正在思考如何落笔，先是台大教授梅家玲发来“夏氏兄弟与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合影，摆明她会谈此事；后有妻子夏晓虹查阅当年日记，确认我们与夏先生交往的若干细节，且交代不能利用议程上的优势“捷足先登”。交往不能说，那我只能说读书了。

　　2010年联经出版公司刊行王德威主编《中国现代小说的史与学》，副标题是“向夏志清先生致敬”。据说夏先生拿到新书，兴奋之余，突然冒出一句：怎么只说我的现代小说研究？我提交给此书的旧作《中国学家的小说史研究》，倒是提及夏先生的《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可惜限于文章篇幅及体例，只是点到为止。不过，无论公开场合还是私下聊天，我都曾认真表扬这部篇幅短小但别出心裁的“导论”。导论性质的书不好写，需要高屋建瓴，举重若轻，还得于详略、取舍之中，凸显自家眼光和趣味。

　　1997年春夏间，应美中学术交流基金会的邀请，我偕妻子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做研究。因王德威教授的鼎力推荐，夏志清教授对“本家”夏晓虹及我非常热情，多次宴请，并出席我的学术演讲等。在这几个月的请益及交流中，我谈及自家阅读《中国古典小说导论》的感受，让夏先生大为快意。与国内外众多古典小说专家的立场不同，我因此前撰写《中国散文小说史》（初版题为《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深知以有限篇幅，言简意赅地谈论“中国小说”这个大题目，不是很容易的事。谈到得意处，夏先生慨然允诺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此书中译本。只是日后因译者选择，以及如何协调新旧译本，面临一些实际困难，此事未能如愿。

　　2013年年底夏先生去世，获悉噩耗，第二天我便赶写了《追忆夏志清先生：“小说三史”》（刊香港《明报》2014年1月3日）。为什么是“小说三史”？作为学者，夏志清最著名的著作无疑是《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此书特色鲜明，功绩显赫，常被中外学界及媒体挂在嘴上，自在情理之中。可在北大及港中大的课堂上，我都再三提醒学生们关注夏先生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古典小说导论》（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A Critical Intro?duction）。另外，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开始进入晚清小说研究领域，读夏先生的《新小说的提倡者：严复与梁启超》、《〈老残游记〉新论》、《〈玉梨魂〉新论》等，深受启示。我知道，夏先生还有若干谈论清代小说或清末民初小说的论文，只是散落在各种中英文的集子，若能集合起来，说不定能与“古典”与“现代”两本小说史“鼎足而三”。对于如此建议，夏先生连说“深得我心”，只是有些篇章尚在酝酿中，不想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