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世纪以来，商务印书馆孜孜不倦地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为中国现代化思想的推进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尤其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精神食粮。然而，仅有“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不够的，我们一直致力于出版一套能够体现中国本土百多年来学术积累、文明思想的丛书。从2010年起陆续推出的“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计划完成300余种学术名著经典的编校出版，推动中国现代学术进一步“经典化”的进程。

　　今年，商务印书馆完成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第四辑）的出版工作，30种名著涵盖了文学、历史、哲学、宗教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教育学等多个领域。精心校订了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梁启超的《佛学研究十八篇》、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等；重新整合了胡适的《中国旧小说考证》、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等。在每一本书的书后，我们也延续了此前的一贯做法，附加了作者的学术年表和当代名家的导读文章，保留下许多极为珍贵的史料，也对经典著作做了最符合当下眼光的专业解读。希望新一辑的丛书能够将更多前辈的研究和智慧，带到读者面前，成为学问与思考的基石。

　　这些名著显示出学术创新、思想创新、文化创新的强大力量

　　在中国的传统里，学问之道常被寄以宏愿深望，甚至担负着兴亡的重任。张之洞曾经说过：“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而在学脉的延续中，“经典”对于学术的推进，意义非凡。它们是学问的沉淀，也是未来的肇端，这也是几千年来无论是学问家还是出版者都投入大量精力、物力，投身于经典整理工作中的用意所在。

　　中华现代学术之所以成为学界、出版界关注的焦点，在于那是一段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展开的学术历程。晚清以来，伴随着国势的衰败，传统的学问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成为当时学人反思的对象。西方学术思想被系统地引入，传统经史子集的知识体系被打破，文学、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现代学科体系得以建立，考古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新兴学科也被不断引入，中国学术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在各种学术思想、学术流派的交锋中，中华现代学术得以不断前行，以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为先声，涌现了一代代引领风骚的学界泰斗，留下了举世瞩目的学术研究成果。

　　在中西文化的相互激荡之下，中华大地集中爆发出学术创新、思想创新、文化创新的强大力量。比如马建忠的《马氏文通》，第一次使用了现代语言学理论来研究中国语法，在我国语言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又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被视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的标志；再如吴文藻的“社会学中国化”系列文章，为社会学在中国扎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经典著作，充分体现了现代学术精神，不仅与中国古代学术成就先后辉映，更指向了未来中华学术发展的趋势与途径。

　　如今，这些曾经对于过往学术传统的创新与突破，要以另一种“经典”的方式被甄选、被整理、被继承，这是学术与思想的进步，也是一种传承。而在这种传递中，我们又必须意识到，所谓“一代有一代之学问”，那些代表了崭新的眼光、理论、框架、体系的学问，是我们今天重新梳理百年学术时尤其需要留意，需要充分展示的。在丛书中，我们列入了大量的开山之作、扛鼎之著，如《国故论衡》（章太炎）、《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谈艺录》（钱锺书）、《国史大纲》（钱穆）、《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等等。这些具有“现代”因子的学术经典，更能让我们意识到时代思想的“新意”之处，也更激励我们今天治学应以更新的思考贡献于世人。

　　在“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第四辑中，我们特意纳入了中国学者的英文著作，以中文版与英文版同时推出的方式，展示百年来中国学人在面向西方学界时的著述面貌。比如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郭秉文的《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以及方显廷的《中国之棉纺织业》。

　　在这三位中，特别介绍一下郭秉文。他曾是商务印书馆的同仁，他的《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是第一本以非中国传统视角，用英文介绍中国教育体制沿革的著作，以中国人的立场向英语世界的读者系统清晰地梳理了中国教育的历史变迁。这三部“中国”著作在当时的西方学界深有影响，是在一片“西学”的潮流中，发出了属于中国的声音，因此值得特别的记录，也会在我们的“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的书目中为他们留下特别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