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的陕甘宁边区,不仅近代工业缺如,连锅碗瓢盆都要靠外地输入,且农业生产尚处于开荒丢荒的原始状态。

　　据记载,抗战前陕北23县中,有不少县份财政收入尚不足自身每月仅360元的政府开支,其贫穷即可想见。

　　1936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没收款”为65.3万元,占年度收入的55%,勉强支撑下来。但1937年“没收款”数量急剧下降,2月初,毛泽东几次致电周恩来:“红军已无伙食费”。

　　抗战初期,边区财政主要靠国民政府拨发抗日军饷和国内外进步人士捐款。1938年夏天,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八路军山东纵队政委的黎玉前往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亲身经历和感受到党中央的财政紧张和拮据,提出利用山东胶东和鲁中地区产金的有利条件,向中央输送黄金,支持延安的财政经济,缓解中央压力。

　　此后,山东抗日根据地源源不断地将黄金秘密运往延安,抗战8年,总共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运送了13万两黄金。那么这13万两黄金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与根据地财政收入比较:

　　与山东抗日根据地财政收入比较。1938年八路军入鲁初期,部队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没有固定的收入。1939年建立募集队,与群众募捐相结合,维持部队生存。

　　从1940年起各区逐渐停止捐募,开始有正规收入,财政好转。但1941年—1942年日军疯狂“扫荡”,根据地大大缩小,有的根据地“东西一里地,南北一枪穿”,“财政”状况可以想见。1943年财政开始好转,收入增加。是年胶东、鲁中、鲁南、滨海、清河各区财政收入分别为:15680537元、22433977元、38662605元、67118635元、20629840元,总计164525596元(北海币)。1943年7月虽然规定1北海币等于2法币,但实际多于2法币,姑且以此比价计算,是年全省财政收入约为3.3亿法币。再按照1两黄金等于1.75万元法币计算,则山东根据地财政收入约为18857两黄金,约为输送到延安13万两的14.5%。

　　1943年12月,1北海币等于5法币,以此计算,山东根据地全年财政收入为822627980法币,同以1两黄金等于1.75万元法币计算,财政收入约为47007两黄金,约为输送到延安13万两黄金的36.2%。

　　与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比较:

　　1941年皖南事变之前,国民政府拨款是中共中央及军队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按照台湾“国史馆”秦孝仪所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1937年—1940年国民政府拨给八路军、新四军军饷及其他拨款分别约为600万、878.4万、926.9万、1004.4万,共计3409.7万元。1936年100法币等于30美元,以之折算,约等于1022.91万美元。1934年1月31日,罗斯福总统发布公告,宣布美元贬值,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1022.91万美元折合515458两黄金,是13万两黄金的3.97倍。按照中共《陕甘宁边区九年来财政收支报告》,1937年至1940年国民政府所拨军费分别为192.8万、448万、500万、499.7万,总计1640.5万元,按1936年比价,合492.15万美元,约折合24.8万两黄金,是13万两的1.91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