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下的文学作品中,陷在利益网络、尽最大可能追求升职与实利的人物形象很多,这些人困在各种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中,他们是认同和趋从流行价值观的,这也表明,一些作家并没有建立完整的精神世界,那种对时代流行观念的辨析能力、思考能力不够。作家主体性不强,作品的精神品质不够是当代文学创作的痼疾。 

　　这样的写作现状已经有很多人批评过了,包括我自己。近两年来,当我批评写作者面对时代没有主体性、对世界的看法不够锐利时,我同时也会想到作为文学批评从业者的自己,以及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因此也就很想说说文学批评家的主体性问题。 

　　我想到十年前在北师大读博士时和同学一起讨论问题的场景。当时,我们最热衷的话题是用什么样的理论解读那个作家、那部作品、那个文学现象、那场文学事件。我们经常会羡慕地说,谁谁用了福柯、谁谁用了公共空间理论、谁谁用了女性主义观点……在彼时,我们会为寻找到一个合适的理论做拐杖而拍手,会认为那样的博士论文是顶时髦的!而从没有想过这样做也可能是有问题的。 

　　后来,我的导师王富仁先生跟我们谈博士论文的写作,他问我们,如果把那些理论放下,你们是否会觉得这部作品美、动人、具有文学品质?如果你们阅读中觉得它并不是美的、不是动人的、没有文学品质,那么,你用最好的理论来阐释它又能说明什么?(大意)那段话使我受到触动。毕业多年,我时常会想到这些。我想到文学理论的边界和限度,想到研究者的主体性。作为研究者,理论修养是必备的,可是,理论不能控制人的感受力和判断力。文学研究最重要的还是应该回到文学本身,研究者还是要尊重自己的感受吧? 

　　当年我们写博士论文时也还有一种研究风潮,就是做史料研究。近年来,研究者的个人辨别力迷失在史料的汪洋大海中的情况,已经被很多同仁都批评过了。前阵子我看完《黄金时代》写影评,非常深刻意识到对萧军朋友圈立场的倚赖,这让人警惕。事实上,我相信对文学史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意识到电影的这个问题,“采信”、“采信能力”于传记电影、史料研究都是挑战,它考验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和辨别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