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之始的初夏，到了省城长春，朋友驱车引我拜访吉林省十大藏书家之首的上官缨先生。先生年过七旬，是东北沦陷区文学史研究专家。已经暖意融融了，老先生还穿着毛衣毛裤，在满屋子书架的空隙间逡巡。每找到一本泛黄的书，他酒盅底样的眼镜贴近了书本，娓娓谈来，如数家珍。先生的书话，零星读过一些，知道他这几间屋子的藏书，是他几十年来，东背西扛，节衣缩食，辛苦辗转搜罗来的，实在太不易。

　　两年后的一天，朋友从省城打电话讲了一件事，让我深受感动。

　　上官缨的长子，突患精神病，先生深陷苦恼之中。虽是离休干部，也无甚积蓄，惟有几屋旧书而已。思来想去，决心破家给儿医病——卖书！吉林省一位文学评论家、作协领导得知此事，想帮先生一把，就联系了某重点大学图书馆，对方也有意，于是谈价。也不知是老先生把他的这些宝贝看得过高，抑或是潜意识中有意高估价实不愿卖，还是那个大学给价偏低，总之是相差一半。于是乎，老先生心一横——给多少钱我也不卖了！真是神了，张罗卖书的日子，上官先生整日恹恹而居，不思茶饭，似有重病加身；而此时，书不卖了，这把老骨头又豁然而愈，蘧然而起，精神大振，前后判若两人矣！

　　书能充饥，这是1960年忍饥挨饿的年代，我亲历过了的；书又能医病，这也被上官先生无意中验证了。

　　藏书，是积累，是修养，更是一种精神和情怀。

　　去年４月，上官缨病逝于长春，我才知他原名叫潘芜。我想，老先生病危之时，也一定像书生瞿秋白临刑前那样，惦记的还是书：《红楼梦》、《阿Q正传》……它们都可以再读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