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岸先生是我所敬重的老诗人。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认识他起，他的温文尔雅、博学多才、诚恳守信，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我带着研究生不止一次访问过他，也不止一次和他一起参加诗歌活动。特别是一次到温州参加诗歌会议，会后游雁荡山。许多年轻人都跑到前边去了，我陪着屠岸先生慢慢地走，在清幽的山路上边走边聊，走累了，就在路旁的凉亭里或大石头上坐一会儿，接着聊。那一天，屠岸先生向我回顾了他的大半生——他的故乡常州的风情，他的书香门第的家庭，他的诗歌启蒙老师——母亲，让他与英文诗结缘的表兄，他的爱情与婚姻，他参加革命的经过后来在政治风浪中的坎坷命运……当时他还没有口述自传的想法，我算是较早听到他口述生平的人了。最近我有幸参加了屠岸90岁寿辰的纪念活动，先生留给我的印象不断在眼前闪现，现在写出来，表达一个晚辈对先生的敬意。

　　在当代诗坛上，那些终生坚持写作、德高望重的老诗人，如牛汉、郑敏先生是被尊称为“世纪之树”的，而屠岸先生也当之无愧地是诗坛的一株世纪之树。之所以这样说，固然是由于屠岸的高寿，创作时间跨度大，创作成果丰硕，更重要地还在于他给当代诗坛提供了一种执着的精神，一种做人的楷模，一种高雅的风范。

　　屠岸在晚年回顾他的一生时说：“我的精神寄托是诗歌。诗歌是我一生的追求，诗歌是我的希望。”“我没有加入任何宗教，但诗是我的宗教”。（《生正逢时：屠岸自述》，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343页。）诚哉此言！屠岸为诗而生，终生与诗相伴，不离不弃。

　　屠岸从小受到母亲的熏陶。那时家中有一幅对联：“春酒熟时留客醉，夜灯红处课儿书。”下半联描述的就是屠岸当年的生活。他刚上小学的时候，母亲就手把手地教给他古典诗歌，用常州的古调吟咏诗词。初二时他写了一首五律，被母亲发现了，有些惴惴不安。母亲不仅默许他写诗，而且为他做了修改。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他走上了诗歌写作的道路。

　　屠岸与英文诗歌的不解之缘则得力于他的表兄。他的表兄当时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正是从表哥处看到的《牛津英国诗选》和《英诗金库》激发了屠岸对英文诗的浓厚兴趣。表兄的老师周其勋是一位外国文学根底极厚的教授，他的讲义让屠岸对英文诗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从此使他与英文诗歌终生相伴。大家知道，在英国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中，屠岸对济慈情有独钟，他翻译的《济慈诗选》翻译得那么好，是由于他翻译济慈是融入了自己的生命体验的。济慈不幸22岁得了肺病，25岁英年早逝；而屠岸也是在22岁时得了肺结核，这在当时是可怕的病，使屠岸感觉到自己似乎与诗人济慈有同样的命运。济慈在贫病交加中对幻美的追求使屠岸把他作为诗神的化身。

　　诗歌作为精神支撑，伴他走过了一生中最艰难的年代。1945年上海实行“灯火管制”时，他和表兄在黑暗中一起背莎士比亚、济慈的诗歌，度过那漫漫长夜。“文革”时屠岸在团泊洼五七干校感到非常苦闷，就和妻子背诵济慈的《夜莺颂》、《秋颂》，驱散心中的阴影。在文革抄家中，他失去了所有的书籍，但心中刻印的诗歌是抄不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