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老作家中有百岁老人马识途在,一览众山小,其他的老作家显得都像小弟弟,很容易被遮蔽。其实,在成都还有一位老作家,今年91岁高龄,是王火先生。

　　王火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是他的新书《九十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那些人和事》出版,恰逢今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当年,刚刚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21岁的王火,凭着一腔热血和良知,采写了南京大屠杀和审判日本战犯和汉奸的新闻报道。

　　1947年,他在上海大公报发表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记南京大屠杀中的三个幸存者》。这三个幸存者:一个是南京保卫战的担架队队长国军上尉梁廷芳,一个是十几岁的小孩子陈福宝,一个是被日本兵强奸并残酷毁容的姑娘李秀英。可以说,王火是第一位报道南京大屠杀的中国记者。1947年,我刚出生。

　　1997年,我第一次见到王火。他已73岁。但我一点看不出他有这样大的年纪。他身材瘦削,着利落的西装,更显俊朗挺拔。一看就是一介书生,温文尔雅,曾经血雨腥风的岁月,似乎没有在他的身上留下一丝痕迹。那时,我们一同去欧洲访问,他是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团长。他的三卷长篇小说《战争与人》刚刚获得茅盾文学奖,但是,看不出一丝春风得意的痕迹。他是一位极谦和平易的长者。

　　我们一起访问了捷克、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以及奥地利。我和他一直同居一室。他步履敏健,谈吐优雅,颇具朝气。最有意思的是在塞尔维亚,常有诗歌朗诵会,最隆重的一次是在贝尔格莱德的共和广场,四围是成百上千的群众,来自25个国家的代表团须各派一个作家登台朗诵。王火居然派我赶鸭子上架。我根本不写诗,儿子正读高二,爱写诗,只好临时朗诵了儿子的一首小诗。下台后,他夸奖我朗诵得不错,我觉得只是鼓励,他比划着手势,又说:真的,刚才一位日本诗人夸你朗诵得韵律起伏呢。

　　在捷克,我向他提出希望能够到音乐家德沃夏克的故居看看,但行程没有安排。他知道我喜欢音乐,便向捷克作协主席安东尼先生提出,希望满足我的愿望,年过七旬的安东尼先生亲自开车,带我们到布拉格外三十公里的尼拉霍柴维斯村。

　　在布拉格,王火先生向我们提议,一定要去看看丹娜,为她扫扫墓。他告诉我,和鲁迅有过交往并得到鲁迅赞扬过的普什科是捷克的第一代汉学家,丹娜是捷克第二代汉学家,对中国非常有感情,编写了捷克第一部《捷华大词典》。翻译过艾青等作家的作品。可惜,1976年车祸丧生,应该去为她扫扫墓。那一天,布拉格秋雨霏霏,我们跟着他,倒了几次地铁,来到布拉格郊外很偏僻的奥尔格桑公墓,找到被茂密林木和荒草掩盖的丹娜的墓地。我看见雨滴顺着王火的脸庞和风衣滴落,还有他的泪滴。

　　印象最深的是在维也纳。到达时已是夜幕垂落,王火一眼看见车前一家商店闪亮的橱窗,情不自禁地叫道:“我女儿也来过这里!”这让我有些吃惊,吃惊于平常一向矜持的他,竟然叫出了声；也吃惊于我们都是第一次来维也纳,他怎么就这么肯定这里一定是女儿来过的地方?他肯定地对我说:“我女儿去年来过维也纳,就是在这个橱窗前照过一张照片,寄给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