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此刻,在对异乡的抒写与改写中,我在一点点接近心目中的远方。当我日复一日去聆听异域的声音与教诲,有足够的耐心居住、漫游、写作,有足够的热情去爱、去为它祝福,很可能——也可能是一厢情愿的认同——我已被悄然改变,化为它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在发出可信而可靠的声音之前,我愿意是它沉默的部分、孤寂的部分。

　　心灵的分身术终于在远方有了一个地域和空间的载体。作为一个移民,一个在他乡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移民,这不是一次轻松或轻而易举的拥有,而是一次靠近,一次请教,也是一个永不结束的开始。如今,我不是观光的浪漫主义客人,也不是“反客为主”的无礼的闯入者,但我乐意做一名边疆诗人,一名好的值得期待的边疆诗人。

　　在被童年的“乌托邦”驱逐之后,一个人需要新的远方、新的根和翅羽。所谓“寄人篱下”不是一种自嘲和叹息,因为“篱”是一个好东西,“篱”就是新疆,“篱”就是新疆的大地和天空,“篱”就是堪称伟大启示录的新疆背景,我为这样的“寄人篱下”感到荣幸和骄傲。或许在我身上,更多体现了一种空间色彩的“寄人篱下”,而每个人的生命、每个人宝贵的一生,又何尝不是一次时间意义上的“寄人篱下”呢?

　　一个人身上的童年在撤退,但并未失踪,它寄存在江南一个名叫“庄稼村”的地方,由亡灵和年老的亲戚们守护。仿佛有点厌世了,它不再出声。有时我返乡探望,不为别的,只是为了提醒它,不要患了忧郁症。而我在异乡的忧郁症,正在得到西域阳光的治疗。在异乡的书斋与旷野之间,我追寻一个地区的灵魂,学习福乐的智慧。语言就是行动,诗则是心灵与现实的探险。如果说天山南北是一部已完成的经典,它却仍是一张留有空白和余地的毛边纸;　如果漫游和思考是一种可能的书写,他乡的生活已部分吸纳了我的忧郁。或许,这正是远方能给予我的乡土般的治疗。

　　但我有一种更为严重的病:一种不可救药的相思病——我是如此迷恋世界消失的部分,如此迷恋时光的逆转与重临,如此迷恋并祈愿丝绸之路再度醒来,让老子之路、玄奘之路、亚历山大之路、成吉思汗之路、渥巴锡之路、玉石之路、经书之路、柔巴依之路、木卡姆之路……一起醒来,穿过我此时此刻写下的一个词、一个尘土飞扬的句子。让荒野重现往昔的生机和葱茏,让废墟摆脱死亡的魔咒,让海市蜃楼变得可以居住,而不再是一种幻觉和错觉。楼兰、尼雅、米兰、克里雅、丹丹乌里克……这些美丽的名字,在我眼里,就像我走散在沙漠里的妹妹:我前世的妹妹,住在废墟里的妹妹。我来了,不是探险家九死一生的抵达,而是一个亲人的寻觅与拥抱。时空的隔绝,心的分野,此在与他在,故乡和异乡,最终在诗人笔下化为一种心灵的现实主义,化为扎根下来的一个词:同在。“有一种精神的当下,它可以通过融合将过去与未来视为同一,这种混合就是诗人的元素和大气层。”(诺瓦利斯:《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

　　在新疆这么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我们要学会欣赏人的差异性和文化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不是冷漠与隔阂,而是多元共处与现实丰富性的一个前提,也恰恰是构成中亚文化“启示录式背景”的一个要素。作为一名生活在新疆的汉族诗人,我珍视身边的传统,新疆的,中亚的,各个民族的……它作为一种可以融合、可以互补的传统,最终会成为一个成功写作者的“个人传统”。除此而外,文学应该有更大的谦卑和包容,因为正如中国古人所说“有容乃大”,正如艾略特所言“谦卑是无穷无尽的”。有两类天才我见过不少,一类是将自我经验无限放大,另一类是把外在经验过分抬高,前者是“自我”的奴隶,后者是“物”的囚徒,而能将两者融合起来的天才,在这个时代如此罕见——或许尚未诞生。所谓“功夫在诗外”,我的理解是:文学要向文学之外的广大世界学习。文学要向人类学学习,从“本己的目光”转向“他者的目光”,他者自我化和自我他者化,都是十分重要的,几乎是“无边的现实主义”的唯一出路。文学还应该向考古学学习,因为我们需要一门时光的考古学、沙漠废墟里的考古学,更需要一门新鲜的生活的考古学……

　　此时此刻,如果塔克拉玛干是一位伟大的教父,恳请他接纳我这名迟到的义子和教子;如果沙漠是文明的大墓地,我愿意与楼兰的亡灵们一起漫步于浩瀚与无垠之中……沙漠是终结,也是开端;是墓地,也是摇篮:一种新文明的曙光、一种破晓的庄严。而我要做的,是为沙漠的干旱加入一点水,一点江南之水,一点可能会被快速蒸发掉的童年之水。但为了推动这一滴水,我们必须付出比推动一块巨石更大的力气和勇气;为了珍藏这一滴水,守护这一滴水,诗人们愿意成为沙漠里的西西弗斯——一滴水的西西弗斯。这种有益的徒劳、绝望的希望,值得一个人毕生去承担和拥抱,去工作和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