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余庆先生在圆明园,摄于八十年代。

　　田余庆先生与唐长孺先生在学养上虽然同属民国学人,但在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方面仍属两个群体。

　　得知田余庆先生去世,感觉非常突然。因为这几年与先生联系虽然不多,但对先生的行迹一直非常关注。知道先生四个月前,也就是8月23日晚,还曾赴中国人民大学“第八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国际会议”会场,看望与会青年学子,并回答他们的提问,当时精神状态甚佳,思维敏捷一如往昔。不想世事真的如此难料,天不慭遗,哲人其萎,令人不胜哀悼与痛惜!

　　我最早知道先生,是1979年拜读先生的名作《释“王与马,共天下”》。当时我是武大历史系的研二学生,师从唐长孺先生,学习汉唐历史。在唐师的同意下,正在编撰同时代的《晋三桓(彝、温、玄)年谱》,对该文颇为关注是理所当然的。该文认为:东晋初年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并非夸张之语,而是确有实际内容的政治局面;在王氏之后,依次出现庾氏、桓氏、谢氏等权臣的时候,仍然是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局面。高屋建瓴,给了我极大的启发。同时感到,先生对东晋门阀政治已经有了成熟的构想,我关注的“三桓”问题,先生一定已经有了深入研究,就将编撰《年谱》的工作放了下来。

　　此后不久,借阅了一本署先生名的《秦汉史》,对先生的治学路径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本书,是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历史教研室根据先生1962年9月、10月三次在该校讲授秦汉史的讲稿和讲课记录稿整理编印的。虽然只有三讲,十万字左右,但从第二讲题为“豪强大族势力的扩张和统一国家的趋向瓦解”,已可看到先生研究东晋门阀政治的渊源。近现代研究中国中古史,欲治隋唐,先治魏晋南北朝;欲治魏晋南北朝,先治秦汉,成为一种很有想法的治学路径。陈寅恪先生和唐师属于前者,而先生属于后者。先生于秦汉史极有研究,其《说张楚》《论轮台诏》等文,钩沉索隐,见微知著,展现了田氏史学的独特魅力。同时,也为先生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打下了深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