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是作者回忆他与邓广铭在“牛棚”里的一段往事,读来却似荒诞小说。
关键词:邓广铭;军宣队;牛棚;谢静宜;反革命分子;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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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作者回忆他与邓广铭在“牛棚”里的一段往事,读来却似荒诞小说。“文革”的闹剧我们时刻不应忘记。
北大历史系的“牛棚”,起于1966年7月底,大概在1969年的5月底或6月初,早晨刚刚起床,一位“工宣队员”来到关押我们的三院101室,对杨人楩先生说:“你可以回家了,现在就收拾行李!”三年了,这是我们一直盼望的话,如今听到了,却又有点突然。我们人人血流加快,杨先生可以出去,那不就是我们的一点希望火光么?
行李收拾好,“工宣队员”领着杨先生到了隔壁看守室。留在屋里的我们,一个个床上趺坐,大气不喘,好像能听到彼此的呼吸,目光碰到一起,要赶快避开,心里真是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这时候,隔壁忽然传来杨先生的声音:“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原来那间屋的墙壁上,有一幅毛泽东的挂像,想必是“工宣队员”同杨先生说了什么,要他走前有个表示。
隔了一天,邵循正先生也放出去了。他同样被领到隔壁,原来这是必有的一个“出棚仪式”。
邵先生放出之后,希望之火在我们心里烧得更旺。有点空闲,都会悄没声地收拾一下零碎物品。胆大的谢有实,不掩饰他急切回家的心情,还刮了胡子。那个时候,还没有塑料口袋之类。不约而同,我们谁都不再洗衣服了,免得衣服没晾干,门口喊出的名字是自己,湿衣服没处放,行李不好打包。洗脸的时候,也不打湿毛巾,擦一擦就行了。后面几天放得很快,有时候两三个人一块出去。出去的人,行过“出棚礼”,再回房间来拿行李,临出门的时候,对留下的人会回过头来多看一眼,这一眼,是安慰?是同情?还是明天棚外相见——说不清楚。101室,一个挺大的房间,我们住进来的时候,双层床一张挨着一张。两床之间,仅容一膝,要侧行才能出入;如今,再没有拥塞、压迫之感,反倒显得有点空空荡荡了。
“牛鬼蛇神”一个一个放出去,最后剩下的是邓广铭先生和我。我们接到通知,搬到38楼去住。
38楼是历史系的男生宿舍。住进这里之后,既不叫我们劳动,也不让我们参加会议。两个人相对枯坐,手里只好各捧一本“毛选”。真亏得有这本“毛选”,否则,连手往哪儿放,我们都不知道了。不管怎么说,身边没有专人看管,这是一大变化。开饭了,我去食堂买饭,邓先生常常要我代买。到这个时候,就是买个“甲菜”,也没有人过问了。邓先生多半要吃“甲菜”。
楼道里很脏,到处都是垃圾。早晨,我打扫完房间,顺便扫扫门口的左右两边,有学生见了会说:“算了,扫不完的!”我们慢慢感到,周围的学生,没有三年以前的那种敌意了。时间一长,甚至感到学生对我们却有几分怜悯或同情,我们生活在这里,不必太过紧张。
有形的“监管”,明显松弛下来,可另一根无形的绳索却紧绷起来——清队的“政策攻心”,一波接着一波,攻得人坐卧不宁,一直攻到我们房间里来。
那时节,迟群、谢静宜以“军宣队”身份“进驻”北大、清华,“占领上层建筑领域”。这都是当时的用语,大会、小会上这样说,报纸社论上也都这样写。“军宣队”来了之后,自然要以“占领者”的身份实施号令。第一要务就是“清理阶级队伍”,即清理出隐藏在教职工里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至于走资派,早已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在那儿,只待随时处理罢了。而清理隐蔽的敌人,与对待明火执仗的“走资派”大有不同,“军宣队”说,要去“深挖”才行。
迟群、谢静宜在这方面有一个得意之作,据说获得了上面的首肯,作为经验,行文全国,予以推广。这个得意之作,当时有个名称:体现宽严政策、实行政策攻心。在北大的具体做法就是:东操场上举行全校教职工大会,几千出席者。大会的第一个程序是“从宽”。即有某人走上台来,当众坦白说,自己参加过“中统”“军统”之类,过去隐瞒多年,如今在中央派来的军宣队“政策感召之下”,经过激烈的心理斗争,痛下决心,我要“竹筒倒豆子”,一点不留,全交代出来,说到这里甚至语带呜咽。有的还要妻儿老小一同登台,“重演”一遍在家里如何劝夫、劝亲,几经反复,最后选择了坦白自首,走上光明大道的一幕。有道是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坐在台下的我们,谁不明白这是事前导演,甚至排练过的?
坦白者的话音一落,“军宣队”的负责人登台讲话,郑重宣读,坦白者的罪行已经交代清楚,根据“坦白从宽”的政策,决定免予追究,如此等等。正在一旁低头待罪的坦白者,被允许走下台来,径直回到本单位的“革命群众”之中,队伍里还会迎以掌声,从此,他就成为“人民的一员”了——这叫做“政策当场兑现”。
“宽严大会”,自7月21日至8月27日,一个多月里连连开了四次,竟然清出叛徒3人,特务55人(其中潜伏特务就有17人),历史反革命分子21人,现行反革命分子9人,地主、富农、坏分子14人,以上各项加起来共有102人之多——掐指一算,这个数字,又抵得上聂元梓的半个“牛棚”!迟群、谢静宜演的这一出,造出了多少冤情孽鬼,但“上有好者”的责任不可不论。今天说起此事,谁也不能过多责难坦白者的不实。抛开“上有好者”和迟、谢的帮衬,那就混淆了原生、衍生的关系。主从不分,过多责难坦白者,无异于让坦白者二次受辱,那样如何能够正确总结历史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