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恩师不止一个，冯至先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人。

　　他是我学术生涯中几乎处处都留下了身影、起过重要作用的长辈，一个乐观我成、从旁宽许、默然相助的师长，我视他为恩师理所应当，虽然我与他不同专业。只不过，我过去经常处于逆境，唯恐自己的“不肖”，有损先生的清誉而自远，今天，我称他为恩师是第一次，因为我自己已经日薄西山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北大上学时，他是我的系主任，没有少给我们作谆谆教导的讲话，他讲社会主义大道理时，那种虔诚的态度，他殷切期望青年学子健康成长的那种诚恳劲，至今仍历历在目。

　　上世纪六十年代，他是我所供职的《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编委，我最初见识了他在高级学术活动中严谨的学风与十分谦虚诚恳的处事态度。稍后，我参加了高校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而他正是这一文科建设大项目的领导人，他的高端地位与甘当平凡劳动者与普通公务员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给我深深的启迪，也给我树立了日后不拒绝小事、不拒绝琐事的榜样，学术中无小事，细节往往至关重要。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我从文学研究所调到外国文学研究所，这时他已经是该所的所长了，我成为这个文化生产工场中的一劳力，此后三十多年，一直在他的直接关怀、直接指导、直接支持下工作。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邀同道开办地下工厂，编写《法国文学史》，他是知情的，也是默许的、支持的。改革开放初期，我酝酿对日丹诺夫论断的揭竿而起，他也是知情的、默许的、支持的，并且主动援手，给我提供一个再理想不过的平台，让我在1978年全国外国文学工作规划会议这个隆重的、高规格的、高层次的场合，作了一个长达五六个小时的反日丹诺夫发言，成为我揭竿而起的一发重炮。揭竿而起的另一个重要行动，是在《外国文学研究集刊》上，组织西方现当代文学重新评价的笔谈，他是当时集刊的主管，我是当时集刊的实际负责人，凡事均由我提出方案，向冯至先生汇报，由他点头后，我再去执行经办。今天，如果可以说对日丹诺夫的清算还算中国思想解放过程中的一件好事的话，那么也应该说，此事的“后台老板”就是冯至，其功当居首位。

　　稍后，《萨特研究》一书的经历更使我难忘，该书曾经被作为“精神污染”受到了批判并被禁止出版，因其他工作我去他家汇报请示时，不止一次看见他的书桌上一直放着《萨特研究》这本书，而且是放在很显著的位置上。这一辈子，冯至先生从没有就《萨特研究》一书、甚至是萨特其人跟我交谈过一句话，在这个问题上，他与我一直处于无言状态，但在批判的高潮中，这本书放在他桌子上，放了一个阶段，个中的心迹、心意，我是感觉得到的，在那样一个风急浪高的时候，冯至先生把《萨特研究》放在自己的书桌上，这是《萨特研究》的荣幸，是我的荣幸！

　　回顾几十年的行程，我感觉到就像走在浓荫蔽日的林荫道上，走在上有遮顶的长廊上，被我北大的系主任这么罩着、这么护着。一代宗师就这么罩着一代学人，而我只是其中的一个，也许是最不肖但运气却最好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