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1923年,周有光考入著名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他从静安寺去学校,坐着有900年历史的独轮车,奔向了代表现代文化的圣约翰。她对周有光的人生有非常大的影响,特别是她务实的性格,帮助周有光度过了人生中最关键的几次关口,这或许是豪门闺秀的另一种素养。章乃器建议周有光加入救国会小组, 1936年 11月,“七君子”被捕,周有光才知道,章乃器是七君子之一,西安事变后,“七君子”才被释放出来。赵元任的方案,从学术角度讲是很好的,但不利于推广,不过他的思想对周有光有很大的影响,后来周有光的汉语拼音方案,借鉴了赵元任的成果。周有光、叶籁士、陈志韦提出了第一个汉语拼音草案,而周有光提出了汉语拼音的三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和口语化。
关键词:周有光;张允和;圣约翰大学;文化;文字改革;爱因斯坦;汉字;学校;汉语拼音方案;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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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周有光考入著名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他从静安寺去学校,坐着有900年历史的独轮车,奔向了代表现代文化的圣约翰。奔向“现代”,对一个人来说,可以在瞬间完成,而对一个国家来说,则是一段艰难的旅程。
周有光的110年,正是中国朝着现代化发展最关键的110年,历经了晚清、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至今,他成为了一位伟大的书写者和见证者。
母亲对周有光影响最大的还是处世哲学,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度量要大,遇到困难不要消极”,这种教诲帮助他度过了人生中的好几个难关。
少年革命派:从“五四”到“五卅”
周有光是常州人。常州图书馆的一楼,有三个人的铜像:瞿秋白、赵元任和周有光。他们都是常州才子,巧的是,他们还都对语言和文字改革感兴趣。
周有光的父亲周保贻,晚清秀才,当年考举人要到江阴,他半路上遇到大风,船差点翻掉,吓出病来,举人就没有考成。周保贻办了一个国学馆,招学生教国文。这种生活不可能太富,于是家庭就分裂了。周保贻和姨太太留在了常州,而周有光则和母亲一起到了苏州。周有光的母亲受的完全是旧式教育,不会写文章,但是看书没问题。老太太一直活到96岁,去世时耳不聋眼不花,这或许就是家族的长寿基因。除了遗传外,母亲对周有光影响最大的还是处世哲学,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度量要大,遇到困难不要消极”,这种教诲帮助他度过了人生中的好几个难关。
周有光从小接受旧式教育,写字、读诗,但是进小学就开始接受新式教育。等到读常州中学,已经开始学英语。他最尊敬的中学老师是吴山秀。吴老师当时已经开始提倡白话,当时学校讲古文,但在课外,他把白话的重要性告诉了学生们。同时,他还把五四运动的思想灌输给了孩子们,学校请一些名人来演讲,吴老师是自己人,也上台演讲,他把黑板上写好的“名人演讲”四个字改成了“各人演讲”。
常州虽然是小地方,但是中学生周有光几乎同时“参与”了五四运动。老师引导同学们反对帝国主义,一人拿一个旗子,上面写着“同仇敌忾”的字样。周有光个子矮,到茶馆里演讲,听众看不见他,有个客人把他抱到桌子上,整个茶馆都轰动了。
中学毕业,周有光报考了两个大学,一个是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个是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结果被两个学校都录取了,但是他却陷入了选择的难题:圣约翰大学是最好的大学,但是一个学期就要两百多块银元,家里供不起,看来只好读免费的南京东南高等师范了。周有光的三姐当时在上海教书,她的同事朱毓君知道了周有光的情况,对周的三姐说:“考圣约翰大学比考状元还难,你弟弟考上了不去,太可惜了。我也没有钱,回去找我妈借。”她妈妈很喜欢周有光,就说:“我现在也没有钱,但是皮箱里放了很多嫁妆,拿一个皮箱去当,就可以当两百多块钱。”周有光就这样去了圣约翰大学。
皮箱和嫁妆,这个细节反映了当时江南一般家庭的富庶情况。差不多同时,赵元任和新婚太太杨步伟到了美国哈佛大学,因为花钱缺少规划,两人很快陷入窘境,租了房子就没钱了。赵元任只好跑到纽约,录国语标准音唱片给商务印书馆,并讨要上一期唱片的稿费。等他回到哈佛,发现杨步伟已经搞到了几百上千美元,因为她把携带的一个皮箱里的嫁妆打开,把里面的皮衣首饰等卖给了哈佛的美国教授太太们。江南,尤其是苏锡常一带,由于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催生了大量富裕家庭,这些家庭的子弟,也就很容易接受到当时最好的新式教育。
圣约翰大学是当时最好也是最美的大学之一,如今的上海中山公园,就是当年圣约翰大学校园的一部分。学校实行学分制,班级可以略有伸缩。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二年级开始分专业,专业可以更换。专业主要分文理科,分得极粗。学校手册上说,大学培养完备的人格、宽广的知识,在这个基础上自己去选择专业。这种欧美式教育,现在叫博雅教育:要给孩子自由,培养自学能力,知识基础要广,便于将来发展。
圣约翰大学虽好,但周有光只读了两年,因为遇到了“五卅惨案”。1925年,上海有一个日本工厂里因矛盾激化,老板开枪把一个工人打死了,这个工人叫顾正红。这件事激起了民愤,上海商业界起来抗议,各界都来声援。5月30日,一些宣传演讲的学生被巡捕抓捕,这就是“五卅惨案”。学生们都罢课,出去游行,声援被捕学生,反对帝国主义,圣约翰大学也不例外。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很受学生爱戴,但他坚决反对学生参加游行,不让出校。圣约翰大学和附中的学生随即宣布永远脱离圣约翰,中国的老师和学生排好队,拿起铺盖就离开了学校。这些离开的师生,后来新组建了光华大学,所以周有光相当于读了两个大学。
从“五四运动”到“五卅惨案”,周有光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这正好是他从少年到青年的阶段。这种参与,是青少年爱国热情的体现,也和时代精神息息相关,但是周有光本质上不是一个激进的人。他毕业后留在了光华,这时他也恋爱了,和著名的“合肥四姊妹”中的老二张允和走到了一起。婚后,岳父赞助他到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读经济学。张允和对他的要求只有一点——不从政,于是“少年革命派”调转人生的方向,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换句话说,周有光的青春期结束了。
张允和虽然排行老二,但却是四姊妹中最“管事”的一个。她对周有光的人生有非常大的影响,特别是她务实的性格,帮助周有光度过了人生中最关键的几次关口,这或许是豪门闺秀的另一种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