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中旬，武汉大学段德智教授来信，邀我为陈修斋先生九十诞辰写篇纪念文章。当时，我正忙于“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会务，无暇撰文。现在论坛已结束，我的心思转到了这篇文章上，往事历历在目，陈先生那儒雅、慈祥又略显羸弱的身影顿时浮现在眼前。

　　我虽无缘成为陈先生的正式学生，但他一直是我敬仰的师长之一，这不仅是因为他的《人类理智新论》等译作，以及有关经验论和唯理论的论著使学生时代的我受益匪浅，而且是因为我曾有幸与先生数次谋面，还有不少书信交往。陈先生的亲切教诲、热情提携和帮助，我终生不会忘记！

　　提出“与西方一流学者相抗衡”

　　1990年，我完成了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巴克莱哲学研究》。和现时许多年轻学子一样，当时的我也希望请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为自己的书写序。陈先生是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的理事长、著名的经验论与唯理论研究专家，所以，我写信给他，表达了请他写序的愿望，并随信寄去书的“引论”部分。先生很快回信，说很愿意为我的书写序，并让我把全部书稿寄去。书稿寄去一个多月后，我收到了陈先生寄回的书稿和另外单独寄来的一篇近万字的序言。

　　在序言中，陈先生先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中国人研究外国哲学，对其达到的水平，应该拿什么做标准来衡量？”接着他以陈康、季羡林为例，阐述了“与西方一流学者相抗衡”的目标和标准。陈康教授早年曾在西南联大任教，后移居美国，在美国的大学里讲授希腊哲学。他精通多种语言，其希腊哲学研究水平得到了西方哲学界的公认。季羡林教授对印度的研究、其吐火罗文和佉卢文的水平举世公认。这两位杰出学者有一个共同特点：“不是在国人面前大谈希腊、罗马和苏格拉底，在洋人面前讲《周易》、谈老庄，而是和西方学者争论他们的学问，与国人讨论中国的学术。”他们“在自己所从事的专业上都能真正与西方一流学者相抗衡”。陈先生认为，研究外国学问的中国学者应以陈康和季羡林为榜样，以国外的学术标准为标准，做敢于和西方一流学者相抗衡的学者。陈先生提出的这个目标和标准在20年前无疑是很超前的，即使在今天，对于我们这些研究外国的学人仍然具有指导性意义。

　　陈先生在序言里提出这样的标准和目标，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借题发挥”。而这个“题”就是当时国内巴克莱研究的现状和我的书稿。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国内的巴克莱研究现状很不令人满意。在陈先生看来，我的《巴克莱哲学研究》改变了国内巴克莱哲学研究的落后局面，朝着“敢于和西方一流学者相抗衡”的目标迈出了“可喜的、坚实有力的一大步”。我曾在巴克莱的母校——爱尔兰都柏林三一学院访学，有机会接触国际一流的巴克莱研究专家，阅读巴克莱的手稿、全集和其他一手资料，了解有关巴克莱研究的最新成果，而这些都反映到了我的《巴克莱哲学研究》中。所以，陈先生说：这一著作“不仅考察总结了国内的已有成果，而且更加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国外一个时期以来特别是最近的巴克莱哲学研究的状况，列举了许多著名巴克莱研究专家和权威学者的名字和他们的代表作品，也扼要地介绍了他们的主要观点和突出成就，并对他们的得失作出了自己的评论，对像卢斯那样的权威学者也在充分肯定其成就的同时指出其不足；对其他学者的观点更大胆地作出了评论，肯定其正确的方面，批评其错误和缺点”。

　　对于先生的高度评价，我委实不敢承当，一直把它看做先生的鼓励和期望。但我的书稿引发了先生多年的思考，并在序言里向西学研究者提出“与西方一流学者相抗衡”的标准，这确实让我感到莫大的荣幸。此书后来获奖、再版、被引用，好评甚多。如果没有当初陈先生作序和高度评价，此书不可能引起如此多的关注、产生这么大的反响。

　　风范引人前行

　　2000年前后，我在北京大学见到武汉大学的邓晓芒教授，他曾是陈修斋先生的研究生。那时，陈先生已去世数年。闲聊之中，邓教授谈及陈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些遭遇和身体状况，我才知道，当时陈先生身患肺气肿，病得很厉害。后来，见到陈先生的学生段德智教授，他也谈到了陈先生当年抱病为我的书写序的情况。当我得知先生当时喘气困难，在病床上阅读我的书稿，趴在床上写成那篇洋洋万言的序言时，我感动得无法自已。今天想起此事，仍禁不住热泪盈眶。

　　在陈先生为我的书作序之前，我曾四次见到先生。第一次是1982年初秋在呼和浩特召开的全国西方哲学史年会上。当时，我还是一年级的研究生，导师李武林教授带我参加会议。斯文儒雅是陈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第二次见面是1984年3月，我完成了硕士论文初稿，和同学刘玉安一起前往武汉大学拜访陈先生。在先生家里，我们向陈先生汇报了读书情况、论文框架和主要观点。他听后告诉我们写论文的注意事项以及需要进一步阅读的书目。先生知识渊博，谈吐文雅，有条有理，俨然大学者的风范，让人肃然起敬。第三次见面是1986年在青岛召开的学术会议上。我专门到陈先生房间，向先生请教一些具体问题，并希望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陈先生爽快地表示愿意收我做他的学生。翌年，我因为有机会赴爱尔兰三一学院学习，考博的事情就放下了。没有成为陈先生的入室弟子，是我今生的一大遗憾。第四次见面是1988年秋，也是在全国西方哲学史年会上。会议期间我去问候陈先生，恰好刚从比利时鲁汶大学学成归国的赵敦华博士也在，陈先生热情地介绍我们认识。

　　大约1991年春天，我收到陈先生来信，他告诉我，他患有哮喘病，打听到潍坊有家医院擅长治疗此病，希望我帮他联系该医院治疗。我随即和在潍坊市委宣传部工作的同学联系，请他帮助。在联系治病的过程中，我和陈先生通过不少信。不过，当时只知道他患有慢性哮喘病，尚不知已病得很厉害。在同学的帮助下，潍坊的医院联系妥当，只等先生前来诊治。可后来陈先生突然来信，说不来潍坊治病了，至于为什么，没有明说，直到今天我也不清楚。回想起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遗憾。当年若来潍坊治疗，或许会有疗效，可以减轻先生的痛苦，乃至多活数年。

　　在1990年以后的几年里，每逢年节或有具体事情，我总会给先生写信，即使后来再次在英国求学也未间断。陈先生有信必复，尽显师长对后辈学子的关心爱护之情。1994年夏，我从英国留学归来，不久即闻陈先生已在前一年夏天去世的消息，当时心中十分悲痛，也深感惋惜。在现代医疗卫生条件下，陈先生不该这么早就离开我们啊！

　　陈先生在西方哲学史领域的深厚造诣和杰出贡献人所共知。同20世纪80年代许多研究生一样，我在学业上也大大受益于陈先生的译作和论著。但陈先生对我影响至深的是他的人格魅力。在我的心目中，身材并不魁梧的陈先生却高大而伟岸。不论为学，还是做人，陈先生都是我的榜样。他的影响将伴随着我，直至生命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