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来吧。” 

　　得知采访意图,谢辰生迅速地、言简意赅地答应了。但他又说,最近不行,手头还有些事要处理,于是我们又另约了个时间。 

　　直到最近,在北京三环北面一栋建造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公房里,记者终于见到了谢老。这个小区位置偏僻,寂静无人,在冬日的午后,惟有风声不绝于耳。 

　　谢辰生的下楼声打破了岑寂。他一手提着一袋垃圾,一手扶着楼梯的栏杆,背弯成虾米状,趿着鞋,正一步一蹭地下着楼。即使先前知道谢老已有93岁高龄了,但眼前的这一幕仍让人不由心酸。抬眼看到记者,他呵呵一笑:“我下去扔个垃圾,一会儿进屋聊。” 

　　这便是被称为“国宝卫士”的著名文物专家谢辰生的生活现状。他住在这栋老式居民楼三楼的一间一居室里,由于四处堆放着书报和资料,显得格外狭窄。窗边一张大书桌占去了房间的一半空间,里面也高高地堆着一叠叠资料,书桌的一角还摆着两个笔筒,里面有数十支粗细不一的毛笔。 

　　尽管年事已高,又带癌生存多年,但谢辰生自觉身体还行。唯一退化得厉害的是视力,看材料吃力,他就让年轻的志愿者从网上下载好材料读给他听;但给相关领导的信还是得坚持自己写,前段时间就在忙这件事——根据谢辰生统计的数据,仅从2010年来,全国就有40多个城市启动古城建设项目,累计投资超过4900亿元,规划占地超过194万亩。 

　　“文物搭台、经济唱戏,但在相当多的地方实际上是要利用文物为房地产开发服务。”调查结果出来以后,他一手持毛笔,一手握着放大镜,花了一个星期时间,以端正的小楷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长信,表达对这股重建之风的忧虑。 

　　半个多世纪来,谢辰生一直保持着写信的习惯。文革期间,他起草《文物保护倡议书》,给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写信,大声疾呼要划清文物与“四旧”的界限,以惊人的勇气,在疯狂的年代里挽狂澜于既倒;改革开放后,他数度提笔,致信领导人,直接或间接地挽救了不计其数的文物古迹;如今,耄耋之年的他,仍然坚持为中国文物保护事业奔走呼吁。 

　　谢辰生这一生,犹如挂在他书房墙上的一副对联所总结的:“平生只做一件事,热血丹心护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