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吴文康 摄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资深教授徐大同先生喜欢“从头越”三个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他说,做学问也一样,总是要重新开始,从零开始。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园地耕耘

　　徐大同喜欢京剧,写过 《我和京剧》、《我所知道的天津京剧票房》等文章。14岁读初一时,他就报名参加了学校的国剧社(当时京剧被称为“国剧”),学了不到一年,还未上初二就登台,唱到20多岁。上大学时受同学、朋友和一位堂兄的影响,思想发生了转变。1949年初,天津解放后,徐大同放下京剧参加革命,离开天津到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学习和工作。他参与了1950年人大法律系的筹建,又曾向苏联专家学习。1950年9月人大开学,20岁出头的徐大同走上讲台。当时他们六个人教一门课(国家与法的理论),他讲授的是“国家”部分,为以后做政治学研究打下了基础。

　　徐大同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执教,后因故返回天津。在天津师范大学,他数十年如一日地辛勤工作,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园地勤勉耕耘,又不断修订、完善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材和著作。他告诉记者,随着研究的深入,他的认识不断提高,加上后辈学者的成长充实了研究力量,《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得以不断充实,大约每10年重编一次。从一卷本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到五卷本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再到正在写作的西方国别政治思想史,一脉相承,未曾中断,而这正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在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一个缩影。

　　西方政治思想史与中国现实的距离看似遥远,但徐大同提醒学生,西方政治思想史要为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而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和筛选,吸取其中有益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