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近代国人是从救国的功利目的对待西学,故对西学的核心——哲学,就特别冷漠,以为是无用之学。连当年的学术领袖胡适、傅斯年都主张取消哲学。 　　 

　　民国学术如以1949年为界,时间不算长,但各种主义、流派、倾向五花八门,各擅胜场。惟以西学为神圣,视洋人为帝天,却是民国学术的显著特征,流风余韵,一至于今。 

　　这也难怪,对于信奉进化论的中国人来说,既然西方代表进步,中国百不如人,那么当然学术也应该以西学为贵,因为西学是西方进步的秘密所在。西学越讲求,中国越有希望。反过来说,中国要有希望,中国学术要有希望,除了以西为师,以夏变夷,没有别的答案。激进者如傅斯年,甚至公然宣称:“我们现在必须把欧洲的历史作我们的历史,欧洲的遗传作我们的遗传,欧洲(解释历史的)心术作我们的心术。”(傅斯年:《发刊词》,《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1:1,1927年,第3页)而被后人目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新儒家开山熊十力,虽然也雄心万丈,欲建立与西洋哲学并立的东方哲学,却也认为学哲学要“始于西洋哲学、实测之术、分析之方,正其基矣”(熊十力:《十力语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44页)。他曾对学生“盛称西学之美”(熊十力:《读经示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22页),在给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附设的哲学研究部拟定的主课三门,首先就是西洋哲学,并且说:“今日言哲学,宜向西洋理智、思辨路数多用功夫,然后荡之以佛老,严之以宋明儒,要归于乾元行健、富有日新、扩充无已之盛。”(熊十力:《十力语要》,91页) 

　　然而,西学无论纵向(时间)还是横向(内容)上,都比中土之学有过之而无不及。它有本有末,有统有绪,绝非一蹴而就,立等可取。真要讲求西学,也得先从语言文字开始,循序渐进,方可登堂入室,渐进佳境(严几道当年便有此呼吁,他自己虽以翻译名世,却力主学习西学不能依靠译本)。然近代国人讲求西学,原不为学问而为救国,因而往往以非学术的方法来治西学。耳食之学为多,亲炙之学绝少。熊十力主张治哲学要从西洋哲学始并无大错(因“哲学”一词非吾家故物,一旦接受使用,自然不能不了解西人对“哲学”的理解),但他却让学生“访购稍好之哲学大纲及哲学概论一类译本,细心循玩”(熊十力:《十力语要》,44页),以此学习西洋哲学,不免有点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