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幼年，父亲出外抗日，母亲因病，我便随她住外祖家——福建省福安县桥溪村，并读国民小学。外祖父家有许多藏书。书橱里不但有《左传》和《昭明文选》、《古文观止》、《东莱博议》、《三国演义》以及鲁迅、冰心、丁玲、王鲁彦等的选集，甚至还有线装书《二十四史》和《世界地图集》、《中国地图集》。这些书使我知道了中国历史上和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有些书，特别是文学作品，我读得如醉如痴，废寝忘餐。培养了我最初的文学兴趣。

　　1948 年秋，我从家乡来到省城福州，考进福州三一中学。由于接触到进步同学和革命书籍，不久便加入中国共产党闽浙赣区党委福州城市工作部的高农支部所办的秘密刊物《骆驼》编辑部。刊物每月一期，政治、经济、时事和文学的稿子都有，由编辑自己刻蜡版，自己印刷和发行。我在主编林士锋的领导下在进步同学间秘密发行和传阅这份刊物，也写一点稿子。我最早发表的一篇文学批评文章，是1948年12月发表在《骆驼》上。评的是苏联作家安特莱耶夫的小说《表》。当时主要工作是搞学生运动。1949年4月初又受命与同一支部的林友川、林士锋去闽东北白云山地区去开展人民革命武装起义，打游击。直到1949年8月初与南下的解放大军会师。会师后随大部队解放福州。在部队的六年我也读了不少文学书。如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等，还有苏联作家的小说几十部。可以说多少打下了我学文学的根底。

　　2

　　1955年我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原想将来当个作家。所以，1956年学校办了个文学刊物《红楼》，我便向它投稿。红楼原是原北京大学屹立于城里沙滩的老校舍。那里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红楼》第一期将我的小说《千树万树梨花开》作为头版头条发表了，在校园颇为轰动，刊物行销达四千册。五十年之后，北大百年校庆，编辑了一本纪念文集《北大风》还把这篇小说收辑在里面，与胡适、俞平伯等名家的作品排在一起，倒是我当年料想不到的。后来我又写了《重逢》、《蓝豹子》等小说，还写有一些诗歌和散文也在《红楼》发表，有的曾被《萌芽》和《解放军文艺》转载。

　　可是，我的文学创作势头却被1958年的“大跃进”打断了。其时，学校提出批判白专道路，提倡又红又专，还动员学生批判老师教学中的所谓“资产阶级观点”。党支部召集全年级同学讨论我们该怎么办？大家认为，与其去批判老师的观点，还不如利用暑假期间我们自己写一部学习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的文学史。当时决定下来，便成立个编委会，并推举费振刚和我任正副主编。同学们除了白天，晚上也挑灯夜战。人民文学出版社听说后，便决定要出版我们的书。居然，奋战三十六天，这部两卷本的红皮《中国文学史》便出版了。陈毅元帅还写信表示祝贺！各大媒体更对这部学生编写的文学史做了广泛的报道。但由于我们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在运用方面存在理解片面和简单化， 1959年受到何其芳和周扬同志的善意批评。我们也觉得他们的批评有道理，所以，决定重写这部文学史，并请系主任杨晦和游国恩、林庚、吴组缃、冯钟芸、陈贻焮等先生参加编委会，帮助我们审稿和把关。这就是196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120万字的《中国文学史》。两套文学史均署“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同学集体编著”。这两套书编写过程中，我除了参与近代文学部分的撰写和全书的审稿、改稿外，全书的《绪论》和《结束语》也是我起草的。后一套《文学史》被国家教育部颁布为“大学文科教材”。可以说，这个工作初步锻炼了我从事学术研究的能力。

　　3

　　在大学的最后两年，我还受命担任北大文学创作组组长的工作。当时参加创作组的还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温小钰、孙幼军、任彦芳、杨匡满等。我们集体创作过一个多幕话剧《新兵新传》并在校内演出。全剧反映1955级同学集体编书的事迹。这使我对剧本的结构艺术初有体会。后来又受命与任彦芳、张时鲁等去创作一部反映“五四”运动的电影剧本，可惜毕业前没能完成。但我与任彦芳访问了许多“五四”时代的人物。其中著名的就有许德珩、刘清扬、刘仁静、罗章龙、朱谦之等，他们在“五四”时期的爱国热情和追求真理的精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使我受到非常有益的教育和熏陶！

　　大学毕业时，我还没有打消当作家的梦。可是，分配工作的时候，党支部却宣布我分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我只好跟同学王水照、吕薇芬、谭家健、张毓茂、李汉秋、顾卓宇、孙明惠等十多人来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文学所。当时文学所名家荟萃。我先被分配到美学家蔡仪当组长的文艺理论组，参加他主编的《文学概论》的编写工作。所里指定蔡仪先生做我的导师。

　　不久，《文学评论》编辑部召开一个座谈会讨论历史剧《甲午海战》，我也被邀发了个言。当时红学家蒋和森的夫人张晓翠在《文学评论》任编辑，她叫我把发言写成一篇文章。我花了一整天，写成一万字的文章，题为《评〈甲午海战〉兼论历史剧》，被采用了。但过两天给我看的清样，却只剩下七八千字。我不大高兴，去找张晓翠。她说，这是何其芳同志亲自删改的。你如果有意见，可到他家里去找他。我那时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便贸然去到他家。进门后才知道何先生有病发烧，躺在床上。他见我进门，立即从床上起来，把我引到书桌前，说：“晓翠同志打电话来讲，你对文章的删节有意见，你说说看。”接着他拿出原稿，一段一段指给我看，说明他删改的理由。他的态度很平等，丝毫没有居高凌下之气。还说，如果我实在有意见，也可以恢复一些段落。他特别说，“你不能把《甲午海战》跟席勒的《阴谋与爱情》比，席勒的剧本是世界名著。你写作品评论一定要有比较。要读许多世界名著，才能很好进行比较。就像你要看过好多世界级的乒乓球比赛，你才能真正比较出乒乓球打得好坏。”他的抱病和诚恳的态度使我非常感动。何其芳同志当时不仅是著名的诗人，还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评论家和古典文学研究家。我对自己打搅他养病，深感抱歉！而他那平易近人和提掖后进的热情，使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蔡仪先生学风的严谨，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刚进文学研究所，学习《毛泽东选集》要写一篇学习心得。党支部书记王平凡同志要我把自己写的稿子拿去向蔡仪先生请教。蔡先生第二天把稿子退给我时，在3000字的稿旁竟提了18条意见。有的涉及语句逻辑，有的涉及内容的欠严密。其认真和科学的态度不能不叫我感动！我在跟蔡先生从事《文学概论》写作的三年中，不仅蔡先生对我有许多教诲，我从一起工作的同事那里也学到许多东西。那时参加编写《文学概论》的有北京大学的吕德申、胡经之，中山大学的楼棲，东北师范大学的李树谦，武汉大学的何国瑞，山东大学的吕惠娟和文学所的柳鸣九、李传龙、王善忠，张国民、王淑秧等。他们有的是我的师长，有的虽是同事，也都学有专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