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丝路文学是缘于西北丝绸之路地带的文学创作，抒写着人们在西北丝绸之路地带的人生经历，表达被西北丝路风物所激发的思想情感。以贯通古今的视阈来看，西北丝绸之路文学有以下几方面的突出特点。

　　“行走中”的文学

　　西北丝绸之路是历史上中国和中亚等地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这决定了西北丝路文化的突出特点是穿行、流动和交融，也决定了西北丝路文学的突出特点是行走中的文学、路上的文学或者流寓文学，不管是在丝绸之路活跃和兴盛的古代，还是在重塑现代丝绸之路的今天，都是这样。

　　从行走中的文学、路上的文学或者流寓文学角度看待西北丝路文学，强调的是相当数量西北丝路文学作品作者的客居身份，即他们并非土生土长的丝路地带人，或征戍，或出使，或居官，或游历，或远嫁，或遭掳掠，来到西北边陲并着意抒写在此地的见闻、经历和感受。这类创作和西北丝路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西北丝路畅达和兴盛的时候也是西北丝路文学创作繁荣的时期。

　　历史上，西北丝绸之路大致经历过三个兴盛期：两汉、隋唐和元代，流寓的西北丝路文学高潮与这三个时期高度吻合。西汉时，刘彻创作《西极天马歌》，霍去病创作《霍将军歌》，为击败匈奴而歌咏。远嫁乌孙的细君公主创作了《悲愁歌》，悲叹身世飘零。班彪旅陇时创作《北征赋》。东汉末年，蔡文姬创作《胡笳十八拍》，痛切哀怨，抒写塞外生活。隋唐时期是西北丝路文学兴盛的又一阶段，以骆宾王、王昌龄、王之涣、王维、高适、岑参等人的边塞诗为代表。元代则以耶律楚材、马祖常等人的边塞诗、全真派信徒李志常的散文作品《长春真人西游记》等为代表。

　　在西北丝路消歇和重塑的现当代，路上的文学仍然是西北丝路文学的主调。现代文学留下的重要的第一笔是抗战时期大批来到甘肃、青海、新疆等地的文人学者的作品，有于右任《陇头吟》和《敦煌记事诗》、高一涵《金城集》、罗家伦《西北行吟》、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茅盾《白杨礼赞》等。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大批内地作家“西进”，西北丝路文学掀起热潮。著名诗人李季来到甘肃玉门油田，成为一名“石油诗人”。闻捷、碧野等人进入新疆。闻捷创作了《天山牧歌》，碧野创作了《阳光灿烂照天山》、《天山景物记》等作品。新时期以来，因为种种原因和大西北结缘的当代作家创作了许多重要作品，可以看作是当代西北丝路文学的一次丰收期。这时期的重要作家作品有：王蒙《布礼》、《蝴蝶》，张贤亮《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昌耀的诗歌，张承志《黑骏马》、《心灵史》，陆天明《桑那高地的太阳》，周涛、杨牧、章德益的诗歌和散文等。

　　流寓的西北丝路文学往往代表社会的主流话语，从事这类文学创作的人大抵都是他所在时代文坛上的代表性人物，地位高、文学素养好、社会影响大，因此，这类文学创作占据西北丝路文学显要的位置，似乎代表着西北丝路文学的最高水平。然而，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西北丝路文学都有一种他者眼光。所谓他者眼光，对于流动中的西北丝路文学创作者来说，就是西北丝路上的“人和事”都是创作者依照自己的观点定义的，属于审视的对象和客体。所以，这些“人和事”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被动的存在，创作者实际主要在借助对方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于是，流寓的西北丝路文学的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塞外山川景物，异域风俗人情”的展现。这是刘大杰对耶律楚材边塞诗的评价，颇具代表性。

　　被遮蔽的本土文学

　　然而，西北丝路文学绝非只有路上的文学或者流寓文学，它还有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即西北丝绸之路地带土生土长的本土作家创作的本土文学，这事实上构成了西北丝路文学的根基，而且总体成就并不逊色于流寓的西北丝路文学。但是，它们在文学史的叙述中总是被压抑和遮蔽。

　　可以说，西北丝路文学的本土根基是由《诗经》中一些表现秦地风情的诗作和《山海经》中的一些神话篇章共同奠定的。这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西北丝路本土文学的不俗品格。司马迁《史记》中的一些章节，比如，张骞出使西域、卫青领军征讨匈奴的史实正式揭开了西北丝路本土文学的历史。班固的《汉书》继承司马迁的传统，留下了一些精美的有关西北丝路人事的篇章。东汉时期西北丝路本土文学的重要代表是：王符《潜夫论》，秦嘉、徐淑的五言诗，赵壹《刺世疾邪赋》等。魏晋南北朝则有皇甫谧《高士传》、王嘉《拾遗记》、张骏的乐府诗、李暠《述志赋》、北朝民歌《敕勒歌》等。有唐一代是西北丝路本土文学的繁荣时期，可以李益的边塞诗，李朝威、李公佐、李复言、牛僧孺的传奇小说为代表。五代以后，西北丝路本土文学有所削弱，但也不绝如缕；明清两代仍有不少文坛巨匠，像李梦阳、胡瓒宗、秦维岳、吴可读等涌现，留下了不少表现西北丝路文化的诗文。

　　20世纪上半叶，维吾尔族诗人库特鲁克阿吉·舍吾克等人的诗作，在西北丝路本土文学创作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新中国成立以后，西北丝路本土文学逐步发展，伊丹才让、汪玉良等人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家。改革开放后，西北丝路本土文学进入大发展阶段，涌现了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雷达、何来等一大批颇有影响的本土作家，他们以出色的创作召唤和重塑着西北丝路本土文学的辉煌。

　　西北丝路本土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天然地与西北丝绸之路上的人事景物融合在一起。于是，西北丝路文学在流寓作家笔下展现出来的某种猎奇色彩不见了，一切都回归自然和朴素的状态，由此，西北丝路本土作家和本土文学的主人翁意识确立起来，西北丝路文化不再是被动的客体和对象，而是和作家、人物、情感、故事一道，面对生活的坎坷和磨难，共同在生活中参与、承受、反思、创造和超越。显然，这有别于流寓作家的他者意识与眼光。

　　一以贯之的多民族性

　　西北丝路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异常鲜明的多民族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题材的多民族性。中国西北历来是多民族生活的区域。历史上，氐族、羌族、匈奴、吐蕃、回鹘、突厥、乌孙、鲜卑、党项等许多古老民族在这里生息繁衍；今天，这里依然是回、藏、蒙古、东乡、保安、裕固、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俄罗斯等数十个少数民族与汉族交融生活的地方。

　　对于西北丝路文学而言，不管是流寓作家还是本土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大多表现为对与多民族生活相关的事件或者是当地多民族生活的抒写。比如，《西极天马歌》、《霍将军歌》是有关匈奴战事的；《悲愁歌》是细君公主远嫁乌孙而作；司马迁《史记》中像张骞出使西域等篇章展现了斑斓的西域多民族生活；而《胡笳十八拍》抒写蔡文姬与匈奴间的恩怨；南北朝时期的著名民歌《敕勒歌》等主要表现西北少数民族的生活。

　　多民族生活也是隋唐边塞诗表现的重心，比如王维笔下就有“凉州城外行人少，百尺峰头望虏尘。健儿击鼓吹羌笛，共赛城东越骑神”的诗句。宋元时期也是如此，比如耶律楚材就有“素袖佳人学汉舞，碧髯官妓拨胡琴”的诗句。胡文化始终是西北丝路文化表现的中心。到了现当代，多民族文化依然是西北丝路地带文学的题材和主题，比如闻捷的《天山牧歌》、张承志的《黑骏马》等。

　　西北丝路文学多民族性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少数民族作家众多。11世纪，维吾尔族诗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创作了长篇巨著《福乐智慧》。藏族史诗《格萨尔王》、蒙古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则来自各民族的创造。而西北有名的“花儿”则是回族、藏族、汉族等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元代诗人耶律楚材、马祖常都是少数民族诗人。到了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家更是群星云集，像维吾尔族诗人黎·穆塔里甫、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回族作家张承志、藏族作家班果等是优秀代表。

　　民族性显示了西北丝路文学最为独特性的一面。西北少数民族具有时间上的丰富延展性，又有空间上的极大广延性，每个民族又都有自己的独特文化、独特的思维范式、生活习俗和个性特点，这就给西北丝路文学赋予了极为复杂而丰富的意蕴。这是西北丝路文化价值体现的重要方面。但是，相对于文化中心区而言，西北丝路文学的民族性还没有得到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发掘研究。西北丝路文化的价值是多方面的，西北丝路文学事实上浓缩了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并呈现为一种开放姿态和多民族文化和谐发展的内在诉求，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

　　总之，西北丝路文学因其丰富性、多层次性和复杂性，而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观照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有效视角和窗口，对于推动中国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在重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今天，关注西北丝路文学的发展与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