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们有两种教育都做得不好，一个是生命教育，一个是死亡教育。

　　2016年5月，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一个有关医学使命的圆桌会上曾公开表示，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就是小学生，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

　　我们从数千年起就为长者讳，为尊者讳，也为死亡讳，所以人死了我们不说死了，说“老掉了”，说“驾鹤西游”了。我们在美化死亡，至少也是为死亡涂上一层不那么哀伤的色彩。

　　因为，在生命的两极里，就惯常来说，出生是创造，是新事物，是令人振奋的；而死亡是陨灭，是消逝，是令人悲伤的。入土为安也罢，厚养薄葬也好，人死了便是死了，再无知觉。臧克家在诗里写的“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也只是精神不朽。

　　必须明了的是，正是由于“死”的不可逆性和必然性，我们才对“生”的美丽和无限可能更为珍视。我们谈论“死”，是为了更好地“生”。

　　告别的一天终会来临，无论那时你风华正茂抑或垂垂老矣——正如蒋林在其新书《最好的告别》中写到的一老一少两个人共同面对死亡的情景。无论是晚年身患肺癌的凌先生，还是年仅10岁便被神经母细胞瘤折磨的男孩小可，死神在任何人面前铺就的路，都是不容隳突的。

　　无人生还。

　　于是，在思考生命意义的同时，我们也不可避免地要思考，以怎样的方式告别生命，才是个人最想要的。这便涉及选择的问题。如果有机会选择一种死亡方式，你怎么选？或者，你是否也会像书中的主人公凌先生一样，尝试为自己最爱的人实施安乐死？

　　蒋林在书中提出的临终关怀和安乐死的问题，也着实使我想到一些东西。前者让我想起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所述的：“一个幸福晚年的秘决不是别的，而是与孤独签订一个体面的协定。”后者则使我重温了心理学上的“海因兹困境”。

　　临终关怀，关怀的不止是人的身体健康，更关怀人在临终前的精神与心理健康。如书中的主人公凌先生一样，许多长者在晚年都会有强烈的孤独感，即便子孙绕膝，也难以消除。这大抵在于每一代人都是在做历史要求这一代人干的事，无法跳脱，所以哪怕薪火相传，每一代人却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因此，临终关怀的一个重要课题便是如何疏解生命内心的孤独与落寞，使其在有限的时间内感受到温暖，消减遗憾，从而获得平静、安详，这也是对生命最好的告别。

　　另一方面，安乐死所涉及的伦理、法律的困境问题，与海因兹该不该偷药的争论多少有些相似。《最好的告别》以主人公尝试为妻子实施安乐死却失败的事件开头，又以男孩的母亲为男孩小可成功实施安乐死结尾，将安乐死这个涉及多重社会因素的话题推到我们面前，也不由得让人重新思考生命的尊严、民风习俗、孝道等许多问题。

　　书中一个值得人深思的情节是，不久于世的凌先生与男孩小可一起，两个人都为自己办了追悼会，他们不止共同经历着走向死亡的过程，而且也共同体验了人死后才会被动经历的仪式，庄重而意义非凡。

　　正如作者自己所言，与其说这是一本关于死亡和临终关怀的小说，莫不如说这是一本关于生命关怀的小说。每个人来到世上，就是踏上了一段旅程，我们为生得灿烂而骄傲，也为死得平和而心安。

　　逝者往已，生者如斯。生死之间的一切，便是生命的意义所在。

　　（《最好的告别》，蒋林著，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