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我国电影业飞速发展，票房日益增长，作为有所创新的主旋律影片，新主流电影也在竞争中不断自我完善，走上和类型片结合的商业化道路。明星云集的《建国大业》、惊险的《湄公河行动》、充满悬念的《风声》以及这部震撼血性的《血战湘江》等都取得了不错的市场效果，但毋庸置疑，这些影片都鲜明地弘扬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面对观众日渐增高的审美能力和多元化的审美心理，新主流电影采取了一种崭新的姿态进行叙事，并进化出更为立体、丰富、细腻并富有弹性的叙事策略，更加人性化、艺术化地“文以载道”。

　　有人统计，《血战湘江》中枪炮声几乎没有停止过，导演自己也说，每天上百个炸点，爆炸的气浪把遮阳篷都掀翻了，但就此以为这部战争影片里，只有枪林弹雨、血肉横飞的两军厮杀，那就错了，恰恰相反，这部影片的“文戏”部分也非常出色。正是影片在人物塑造、情节设置、台词设计、演员表演、镜头运用等多个方面都作出了比较成功的创新，保障了这部战争类型的新主流电影在政治、思想和文化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有效的弘扬。

　　有层次的人物设置，有机交融的人物关系

　　为了避免宏大叙事，新主流电影往往会将一部分目光对准普通个体。《血战湘江》除了倾力刻画观众熟悉的我党我军的各位领袖、将领、英雄人物，也塑造出几位战争中的“小人物”。这样，既避免像早期的主旋律电影那样充满空洞的口号，又递给观众一个看清细节的“放大镜”，或者说，给他们一个更深入贴近事实、感性理解历史的通道，从而对我党我军因何能渡过那段危难时刻有更深刻的感同身受。

　　毛主席和林裁缝：老林是一个1929年就在闽西跟随毛主席参军的“老革命”，四个儿子中三个是红军战士，但他一直是红军中一名普通的做军装的裁缝。影片里，这组大、小人物的关系是从上下级关系中递进展现出战友的情谊。炮火纷飞的行军途中，毛主席和老林几次同行，几次交谈，话题涉及“牺牲”（老林的两个儿子都已捐躯）和“希望”（什么样的军装好看，渡过湘江就做新军装），面对主席的道歉、安慰甚至好意阻拦，老林平静而坚定地回答：“红军的儿子，红军的兄弟，就得跟着红军”。

　　耿飚和虎娃：前者是红军将领，后者是国民党逃兵。这组大、小人物的关系是从敌我关系转化为兄弟关系。硝烟中，几个昼夜的相处，两人的相处发生了质的改变，红军指战员用自己的行为感动、转化了国民党士兵。

　　陈树湘和四娃子（林裁缝最小的儿子）：这两位，一位是以执行命令为天职的红军将领，一位是初生牛犊、毫不畏惧的红军后代；一位是勇猛杀敌的前辈，一位是秉承父兄、步步跟上的新兵。这组大、小人物的关系是前面扑倒的英烈将革命的大旗传承给后面跟上的新兵。战斗中，四娃子跟着师长陈树湘飞速地成长：从送子弹，侦查敌情到手持燃烧瓶冲向敌人的坦克……事实是，陈树湘的三十四师在战斗中几乎全部牺牲，但在影片中，主创们为这支令人心痛、流泪的部队保留了一个年轻的“革命火种”——四娃子，他带着三十四师的精神，一种不死的精神，最终找到中央红军，找到毛主席。

　　隐含着主流价值观又富有人情味的台词设计

　　新主流电影在形式上是创新变化了的主旋律影片，在本质上，它依旧是国家意志为主导的文化产品。《血战湘江》中，观众能感受到匠心独具的台词让故事更好看，信息更贴切，情感更饱满。

　　“对不起……”，“我们打了败仗。”这样的“大实话”出现在影片中。

　　毛主席多次讲到“对不起战士们”；新圩大战后，被惨烈杀戮麻木了的李天佑，面对大批死去的红军战士，悲痛地说：“兄弟们，我不能带你们回家了。”最令人动容的是“长巷送别”一场，气氛压抑、低落，夹在匆匆行军队伍中的毛主席，回身对乡亲们大喊：“我们打了败仗，让你们心痛了。我们对不住你们，让你们把孩子送给我们。”

　　不要以为新主流电影走商业化、艺术化道路，就让它摒弃了一直坚持的原则，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口号，依然会响起，只是在合适的场合中，合适的情理下，它们显得那么自然、亲切、震撼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