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延安文艺主题已经出现了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和五四启蒙主题的突破和超越。在这样的背景下，1945年，民族歌剧《白毛女》应运而生，创造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时代主题，从此开创一个文化新时代。

　　歌剧《白毛女》起源于1940年代流传在晋察冀边区的白毛仙姑故事。在中国传统文化主题下，这可以写成一个“包青天”的故事，即以区干部为主，讲述政府官员为民伸冤的故事；也可以写成一个《李娃传》那样的诱奸故事，即以黄世仁的家庭为主，写成一个浪荡公子哥对少女始乱终弃的故事。而在改造国民性主题下，这也可以写成一个“祥林嫂”的故事，即一个被封建社会压迫凌辱的女人如何丧失了自己作为人的意识和尊严，将自己扭曲为“白毛仙姑”来骗人吓人的故事。或者，也可以配合当时正在开展的宣传科学、破除迷信工作，将它创作成一个教育人民不迷信鬼神的故事。

　　然而，这些主题都不能揭示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本质，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中国历史的根本任务和自己的历史使命。中国革命呼唤一个全新的故事，呼唤能够让人民群众了解自己正在开创的新时代意义的新故事。

　　最终，周扬领导的、以贺敬之为主要执笔的创作者们为作品找到了明确主题：“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一主题最伟大的意义，不仅是批判黑暗旧社会、歌颂光明新社会，更重要的，是同时突破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帝国传统和五四以来的启蒙精英文化传统，把个人命运的解放与国家、社会的整体解放合为一体。

　　这一主题突破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帝国传统。在这一传统内，人民与文化和历史进程无关。充斥其间的主题，用毛泽东的批评来说，无非“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人民的苦难也只能等待权力精英“为民请命”，或者依靠英雄豪杰“救民于水火”。而《白毛女》使人民不仅占据舞台中心，也成为创造历史的主体力量。“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里的“人”，显然不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是劳动人民。故事里的“大春”、“喜儿”，几乎是存在于中国土地上每一个无名劳动者的代名词。他们此前只是用以成就帝王将相的千秋基业，或者作为才子佳人们风流传奇的陪衬。《白毛女》却以他们为主角，不仅讲述他们遭受到的一切灾难和悲惨命运，更讲述他们团结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自己命运的故事。也就是说，人民不仅是历史的最终目的(解放喜儿是故事的最终结局)，也是历史的根本动力(解放喜儿的力量来自劳动人民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