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凖是书写人民性最为精彩的作家之一。假如不是《黄河东流去》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李凖也许会被当下的阅读视野彻底忽略，因为除了这部作品，已经很难在书店里找到李凖的其他作品。而正是因为《黄河东流去》是对作者过去的创作之路的总结与升华，连同《不能走那条路》《孟广泰老头》《李双双小传》等早期的创作，才使李凖成为重视人民、重视历史、重视人本身并重视时代和历史现代性的重要作家。作为经过时代淘洗的经典作家，李凖的经典性就在于他的人民性。在李凖这里，人民性是什么？在《黄河东流去》“开头的话”中，他这样写道：“多少年来，我在生活中发掘着一种东西，那就是：是什么精神支持着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延续和发展？从一九六九年起，我在黄河泛区又当了四年农民。通过我听到的一些动人故事，看到的一些人物的悲壮斗争场面，我觉得好像捕捉到了一些东西：那就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些故事告诉我们，我们这个社会的细胞——最基层的广大劳动人民，他们身上的道德、品质、伦理、爱情、智慧和创造力，是如此光辉灿烂。这是五千年文化的结晶，这是我们古老祖国的生命活力，这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这段话可以看作作者对“人民性”的概括总结。

　　书写人民是李凖的创作基调

　　书写人民的历史，是李凖文学创作的主基调。作为在无产阶级文艺观下成长起来的作家，李凖初期的创作旨在为时代放歌，为新生的国家、为巩固政权而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呐喊。他的成名作《不能走那条路》关注了新社会下旧与新的矛盾，讲述了一个有着旧思想的老雇农宋老定如何在有着共产党身份的儿子的引导下，不再购买同样是雇农后代的张栓的土地，而是帮助他还债创造美好生活的故事。他的中篇名作《李双双小传》写“大跃进”时期办食堂的故事，描写思想先进的农村妇女李双双如何在工作和生活中影响她的落后丈夫孙喜旺。这些作品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从而被后来的评价者判定为“政治挂帅”和“图解政策”。事实上，一个作家是无法摆脱他所处的时代的，在全民族的解放狂欢中让一位作家远离政治是不可能的。换一个角度看，这些作品实在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宋老定、孟广泰、李双双式的人物取自真实生活之中，是完全“接地气”的，作者的功劳则在于用艺术的手法将其典型化。正是藉由这一时期的作品，开启了李凖贴近社会现实、贴近人民生活的创作之路，一直到经过“文革”磨难之后，写人民、为人民写作的使命在《黄河东流去》中得到集中体现。我们在厚重的篇幅中，看到大量的源自民间的、活生生的语言和风土民情。张炯在谈到民族文学的语言问题时说：“现代以来，像满族的老舍、蒙古族的李凖更被公认为汉语言的文学大师。”而李凖的语言艺术，主要来自于民间。正是这些充盈在人物血脉中的民间文化传统，使作品和人物获得了超越特定时代的动力。

　　关注人民的思想精神

　　李凖的作品观照人民性，还在于他把握住了人的发展，关注了人的精神世界和思想领域，描写了人物在时代中的自我成长和个性转化。李凖笔下的人物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有着由“坏”到“好”、由单纯到复杂的人格和性格变化。《孟广泰老头》塑造了一个有着秉直、开朗性格的正派农民孟广泰，他教育自己的老伴和儿子，让他们依靠劳动而不是投机取巧获得他人和集体的肯定。它的特别之处在于作品中的人物带有忏悔精神，孟广泰能够自揭家丑，儿子孟天祥也敢于在众人面前上台承认错误——尽管是他的母亲偷拿了集体的豆料，他代母道歉则教育了真正犯错误的母亲。结尾孟广泰被母子二人的改过自新所感动，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只要你知道这，比咱今年分这两大屯麦还金贵！”作者通过事件写出了人物内心向善的转变。在《李双双小传》中，作者也突出了人物的自我剖析和自我改造，在李双双的带动下，孙喜旺彻底转变观念，成为先进分子，在老支书向上级报喜时孙喜旺主动说出“李双双的那个爱人，如今也有点变化了”。在《不能走那条路》中，作者正是通过宋老定的思想转变，发出了在新社会“不能走那条路”的呼声。除了对新时代的讴歌和描写人物的转变外，作者还对道德沦丧进行了批判，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短篇小说《芦花放白的时候》。小说写了卫生干部刘瑞英下乡后凑巧住到了恋人的前妻家里，揭穿了一个喜新厌旧、贪婪虚伪的干部丑恶的感情骗局，批判了当时那些有文化的干部抛弃农村妻子的行为。在“文革”以后的作品中，作者的批判精神得到进一步显现，《王结实》《芒果》等深刻批判了“文革”期间“工人阶级占领学校”和权威崇拜的历史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