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鲁迅与茅盾都是从浙江走出的新文学大家，他们做出过各自的贡献，又形成很大的文化个性反差，这可从地域文化审视中给以合理解释。探究此种差异性，主要源于两浙文化圈内含吴文化与越文化两个范畴，由此产生不同的文化个性和不同的文化传统接受，又形成各自独特的文风，这对深化地域文化/文学研究颇有启示意义。

　　【关 键 词】鲁迅与茅盾/文化个性/传统接受/独特文风

　　【作者简介】鲁雪莉(1977-)，女，浙江绍兴人，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讲师，浙江　绍兴　312000；王嘉良，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浙江　金华　321004

　　地域文化作为作家的生成背景与最初的文化接受源头，对作家文化人格、文化个性的养成产生或深或浅的作用。共同来自于浙江这片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土地，从这里走出的新文学大家鲁迅和茅盾，便同生养他们的文化母体——两浙文化传统有着无法割断的精神联系，于是就使他们在承续传统、领衔建构新文学辉煌“浙军”中有所作为[1]。但如所周知，鲁迅与茅盾的文化个性反差很大，他们的文化选择与文学关注点很不相同，对新文学做出的贡献也各自有异，因而笼统地说他们受两浙文化传统的影响还不能穷尽对作家个体的认知，他们的文化差异性似更值得深究。这当然可以做出多种向度的探究，笔者认为，若是从地域文化背景而造成的文化差异去看，则主要源于两浙文化圈内含吴文化与越文化两个范畴，由此产生不同的文化质地，而鲁迅与茅盾恰是这两个文化圈的典型代表，于是他们的文化个性就会呈现出很不相同的特质。

　　一

　　从区域文化视角考察作家个性气质、文化人格的生成，地理环境应是一个可以观照的角度。地理环境(包括山川、气候、物象)对于人格的养成，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却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近代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2]中曾从山川、地形、风情、民俗、语言等不同文化生态元素阐释南北文学之异同，对体认不同地域作家生就不同气质、禀赋乃至文化个性就颇有启迪。鲁迅亦有论述：“中国的人们，不但南北，每省也有些不同的”，“我还能看出浙西人和浙东人的不同”[3]。鲁迅的这个判断，主要是从地域民性、风情、语言习惯等造就不同文化品性做出的，此说颇能区分“两浙”人的不同文化性格。

　　史上所说的“两浙”——浙东和浙西，为吴越文化不同的区域，两地地理环境迥异。浙东属越文化区域，域内群山环绕，“土性”特征显著；浙西杭嘉湖地区属吴文化区域，域内水网密布，“水性”特征明显。受此地理环境影响，这两地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乃至人的秉性气质都会有很大的差异。一般而言，“近于山者其人质而强，近于水者其人文以弱”[4]。明代王士性的《广志绎》说到，因地域差异，影响到两地生活习性、民风民俗的不同：“两浙东、西以江为界而风俗因之：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浙东俗敦朴，人性俭啬椎鲁，尚古淳风”[5]。20世纪初创刊的《浙江潮》刊载论“浙风”的文章也有如此论说：“浙西以文，浙东以武，浙西之人多活泼，浙东之人多厚重”[6]。由是，浙东坚硬劲直之土性与浙西温婉秀美之水性差异鲜明，两相对照。此种不同地域的民风民性，便衍生出相异的文化人格。

　　浙东“尚古淳风，重节慨”[5]，使文人也常带有几分刚硬之气。所谓“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7]，以会稽为中心的古越历史上坚实厚重、勇武善战的人物比比皆是，大禹、勾践等是典型例证。鲁迅在其早期著述中曾作过如是描述：“于越古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现络驿，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8]，从中不掩其对越地民风的激赏之情。

　　鲁迅的文化个性显出一种坚硬劲直的气质特征，就如其称道柔石具有“台州人的硬气”那样一种“硬气”的特质。由此，可以推衍出“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经典论断。这种人格力量来源于深厚的“土性”积淀，也来源于越地相沿成习的刚烈民风的承传。固然，“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已积淀在越人的集体无意识中，使鲁迅颇有“身为越人，未忘斯义”之感兴[9]；然而作为知识分子的鲁迅更多的是从诸如信念、理想、道德、伦理等思想文化层面接受传统影响，故而，浙东先贤提供的精神范式之于鲁迅显然具有更为直接的借鉴意义。越地历史造就的文化性格，在后来的晚近历史中得到明显的传承。两浙士人中刚勇节烈之士，浙东多于浙西，文化变革思潮的浓烈程度亦然。明清以降尤其是近代以来越中先贤血战前行、无畏叛逆的传统，素来为人所称道。王思任、刘宗周、黄宗羲、朱舜水，直至近代的秋瑾、徐锡麟，无疑是越地一方水土所孕育出的“硬气”人格形象。此种现象也多显现于“文人”知识者中。如鲁迅经常提到且极为尊敬的诸位越中文人，有“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特立独行、愤世嫉俗的徐文长，日记中“上自朝章，中至学问，下讫相骂”议论臧否、棱角分明的李慈铭等，无一不是刚直不阿之士。由对前贤精神的推崇，可以看出：鲁迅的“硬气”文化人格与“硬骨头”精神的生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对浙东人文精神和勇于对抗旧传统的叛逆性格的承传。置身于浙东近代以降浓厚而富于变革的人文环境，就思想发生学意义说，鲁迅关于“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民主思想的发端，以及之后成为独标高格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无疑与接受越地人文传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与鲁迅的刚硬文化个性相比较，茅盾的文化性格，受到浙西儒雅风尚的浸淫，明显烙有浙西文人的印记。“浙西以文”的特点，造就此地“慕文儒，不忧冻馁”，“好读书，虽三家之村必储经籍”[10]的崇文传统，于是在“儒雅”风尚浸淫下，浙西独多“清流美士”，当然也不乏对我国的文化和文学做出重要建树的饱学之士与诗文大家，例如晚近文学史上名重一时的浙西词派便出于此地。

　　茅盾置身于崇文的文化氛围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一路走来，颇为顺畅，由此成就了他地道的“文人”知识者的角色。从现象上看，他当然并非传统浙西文人中的“清流美士”，恰恰相反，其人生经历中曾充满浓厚的革命色彩，政治参与意识也很强烈。但也正因来自于浙西杭嘉湖地区，其文化个性自不可能不受浙西水乡文化的浸淫。也正以此故，其性格上体现出诸多复杂性矛盾性恰恰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茅盾一生充满“矛盾”，其人及其构筑的文本世界“并不像有人说的是简而明的理性图式”，而是“各种矛盾冲突错综地交织在一起”[11]。综观其一生，他是以“文人”的独特方式参与政治，有着中国传统文人对于国家与历史的担当意识，然而文人本色又使他对政治、对革命力不从心，而更多地表现出对文学的牵挂。这是由“革命家”的“沈雁冰”立即转化为“小说家”的“茅盾”的直接动因，由此也造成了他思想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其自名“茅盾”，实非一时之念，相当程度取决于茅盾的个性、气质与禀赋。“谨慎”是茅盾最鲜明的性格特征，他曾反复申述：他自小“秉承慈训”，以“谨言慎行”为处世准则[12]，这集中反映在他于大革命失败后的角色转换上。“从牯岭到东京”、从职业革命家到职业文学家的转变，这是他对自己人生的一次全面和理智的估衡。他审度自己的性格、个性，深知自己并非“一个慷慨激昂之士”，“素来不善于痛哭流涕剑拔弩张的那一套志士气概”[13]，适合担当的还是作家“文人”的角色。于是从革命战场上退下来后，他就把自己牢牢固定在文学岗位上，小说创作便成了他沟通文学与政治的有效手段，沉迷于小说虚幻世界的建构，宣泄自我心灵的痛苦和创伤，他获得了前此未曾有过的创作快感，同时也造就了他远比“革命家”更为出色的“文学家”的地位与价值。茅盾的这种谨慎、平和的姿态，并非只表现在革命形势剧变期，而是贯穿其一生行止中。他的“儒雅”风尚和并不激进的文学态度，显现着他为文不忘“救亡”的文人士大夫精神，但也不会扮演一个唱着革命高调的“极左”革命家的形象。左翼文学时期曾对激进的“革命文学家”的创作提出严厉批评，新中国成立以后因提倡“中间人物论”而获罪，便都是适例。茅盾为人热情而不激进，积极参与各种论争，但为文并不剑拔弩张，更没有“金刚怒目”式的一面。心境平和的他即使面对大波大澜，也并未大喜大悲，只是默默地承受挫折，在“文革”中保持了“十年沉默”[14]，并不如有些文化人那样乱了方寸。这一切，都同浙西文人的“儒雅”风尚较为接近，而“儒雅”风尚正构成作家间的谐调关系。茅盾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引领者之一而常赢得人们的敬重，追忆茅盾的《忆茅公》[15]一书，收录了与茅盾同时代的113位著名文化人对“一代文学宗师”表达的“高山仰止”的钦敬之情，留下了文坛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