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他看来,“作品”和“文本”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范式[5],文本沿着这一理路,进一步探究从作品论到文本论(以及超文本论)的深刻转型,进而论证作品论和文本论分别代表了文学理论的现代与后现代范式。于是,区分诗歌语言和散文语言成为文学研究的首要工作,“为此就必须从诗歌语言和日常语言之间的功能差别开始。而文本则属于一个“方法论的领域”,“作品可以被拿在手里,而文本则维系在语言之中,它只存在于言说活动中(更准确地说,唯其如此文本才成其为文本)。22.后来不同的学者又有不同的说法,诸如诗歌语言和交际语言、诗歌语言和标准语言、诗歌语言和日常语言等。
关键词:文本;语言;文学理论;诗歌;形式主义;作品论;文学研究;文学作品;批评;读者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周宪(1954— ),江苏南京人,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江苏省美学学会会长、江苏省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曾赴韩国、新加坡等国讲学,赴意大利作合作研究。研究方向:美学、文艺学理论、文化研究等。著有《超越文学》、《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现代性的张力》、《崎岖的思路》、《思想的碎片》、《审美现代性批判》,《视觉文化的转向》等。
开宗明义,本文的主旨是要讨论20世纪文学理论的范式转换,亦即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换。本文所用的范式概念取三种意义,首先是韦伯社会学意义上的ideal types(理想型)[1],其次是库恩科学哲学意义上的paradigm(范式)[2],第三是艾布拉姆斯所说的文学理论的orientations(取向)[3]。具体地说,我把库恩的“范式”当作理解文学理论建构的总体构架,把韦伯的“理想型”用作抽象概括基本方法论,最后还原于艾布拉姆斯所说的文学理论的“取向”上来。换言之,我们使用这样一种方法来处理抽象理论与历史时代的关系,即提炼出某种(些)理论形态,进而概括特性历史阶段(现代、后现代)文学研究的总体性。
按照伊格尔顿的看法,20世纪文学理论的变迁有两个重要的时间标志:一是1917年什克洛夫斯基《艺术即技巧》一文的面世,二是1960年代以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法国理论”的出场。这里,我接着要问的是,这两个时间标志是否意味着文学理论的历史分期或内在逻辑的转变?解答此一问题的思路有很多,但我觉得罗兰?巴特的“从作品到文本”的说法颇有启发性[4]。在他看来,“作品”和“文本”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范式[5],文本沿着这一理路,进一步探究从作品论到文本论(以及超文本论)的深刻转型,进而论证作品论和文本论分别代表了文学理论的现代与后现代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