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德里达曾说，二元对立代表的是暴力的等级秩序。解构的严肃目的，必然针对暴力体系，亦即逻各斯中心结构。这种体系的体系性(结构的结构性)，在于把压迫性的权柄化为绝对真理，将人性异化为奴性，以此维持体系的稳定。卡夫卡的流放地是一个讽喻，可指任何禁锢自由的神学、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的结构。德里达说的逻各斯中心，指奉为真理的名号等于一个世界。流放地的老统帅已死，他的话仍然等于整个流放地的结构。他所设计的“机器”还保持着体系赋予的施暴功能。卡夫卡还揭示，体系的支撑需要各种各样的奴隶，不仅包括军官和士兵，而且包括受刑人和茶馆里的老统帅的信众。内化的奴性，竟然可以让死人吞噬活人。

　　关 键 词：德里达/卡夫卡/解构/逻各斯中心/结构的结构性/体系暴力/奴性

　　作者简介：童明，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校区英语系

　　“真理”体系及其暴力

　　人类追求自由，因为有不自由，思考何为自由，势必触及不自由的根源。普遍的观点认为“真理”是自由的保障，而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却反向思考，认为不自由的源头往往是某种“真理”，①更准确而言，是以“真理”为名的一些思想结构或体系，它们实际上施行着压迫和奴役，诸如种族主义、蓄奴制、父权制、殖民主义、极权的神学、政治和经济教条，无不各有其“真理”，无不是广义或狭义的奴隶制。此类体系有一套逻辑，将权柄化为绝对真理、天条戒律，将人性异化为奴性，将奴性在人心中内化，以维持其稳定。为窥测其中轨迹，可从解构理论说起。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认为：压迫性的体系都有一个中心原则(“逻各斯中心”原则)，代表着绝对真理、纯粹起源和必达的目的(pure arche and absolute telos)。如此的中心构成体系的体系性，或用德里达的话说，形成“结构的结构性”(the structurality of structure)。②体系允许某种程度的游戏，但禁止对中心有任何触犯，中心不容置疑，不容改变。当体系禁止自由思想、迫人就范于中心的绝对权威时，便形成了体系暴力。

　　体系的“真理”的压迫性因其认为体系性高于人性、体系的稳定高于人的自由和福祉。解构理论虽然层次甚多，但其要义可概括为：揭示体系的体系性或日结构的结构性，从而公开体系的逻辑，以开放和游戏的话语抵抗其“真理”。在德里达之前和之后，同样的道理以不同方式被不断阐述。文学的方式以开启修辞思维为先，文学作品中的解构让我们直观体系暴力的运作，在荒谬、讽刺、震撼中获得启示，如卡夫卡的讽喻式，让我们看到体系暴力时而露出杀戮的面目，而在更多情况下表现为心理上的强制和奴役，卡夫卡的讽喻是噩梦式的。本文将德里达和卡夫卡双行并列，旨在融汇理论的抽象思维和文学的直观思维，以便说明：解构必然涉及对体系暴力的解构。用德里达的解构语言概括便是：暴力的根源在体系的逻各斯中心。用卡夫卡的讽喻表达则为：体系暴力之荒谬和残酷，可以从一个流放地的整个体系直观。

　　逻各斯中心和结构的结构性

　　解构的意义适用于东方和西方，然而，它是先发生在西方思想史里的“事件”，应该先在西方思想史的语境里予以厘清。②中文里“真理”的译法，尚不足以让我们分辨英语中的truth以及希腊语中的aletheia所含有的“真相”、“真实”、“隐藏的被揭示”、“真理”等不同涵义。解构质疑的不是“真相”或“真实”，而是升级到“真理”地位的知识和价值观。

　　尼采在《非道德意义上的真理和谎言》(“On Truth and Lie in an Extra-Moral Sense”)一文中指出：人类文明往往从人类中心的认知(man-centered episteme)出发，用比喻表达某些需求和观察，继而形成一些知识和价值，并对其习以为常，使其成为对思想和行为的约束，仿佛它们是“真理”。关于自然界的“真理”中有不少是将自然拟人化(anthropomorphized)而形成的知识，社会意义上的“真理”则源于为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去限制另一部分人，并从中制造出价值，通过某种权力机制将之固定，长此以往，生产出某些“真理”。如此的“真理”被用来掩盖真相、否定真实的事例并非罕见。人类若要生存，必然需要一定的知识和价值秩序的规范，但问题是哪些价值有助于生命，哪些是对生命的残害，把某些知识和价值视为天经地义、绝对不变的做法，已经显露出酷烈的性格。

　　德里达及解构的先驱者(如尼采、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等)针对西方现代历史出现的问题，追根溯源，批评柏拉图传统所代表的“古典思想”(classical thought)所创造的“真理”或“知识”体系。柏拉图传统有若干名号，如辩证唯心传统、“在场”传统、“逻各斯中心”传统、真理传统、知识传统等，其含义是相同的。古典思想形成的一套验证“真理”或“知识”的方法，被称作“本体论”(ontology)，本体论将“真理”体系奉为至尊至上，其绝对性犹如神学的极权，批评者将之称为“本体神学”(onto-theology)，则是一种讽刺。针对这一传统，尼采认为：人类文明的目标不是“真理”，而是对生命的肯定(affirmation of life)。“肯定生命”意味着肯定各种生命的任务，也肯定超出个体生命的大生命观。古希腊的酒神生命，就是指宇宙间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在希腊悲剧文化中，酒神生命观产生美学的智慧，肯定人的创造力和有尊严的生命。

　　思考古典思想的本体论，可从它形成“真理”的两个假设入手。假设一：文字等同于事物本身(A word is equal to a thing-in-itself)。进而，文字不仅等同于物体或事物，也等同于概念。这样，指谓“真理”或“事物本身”的字本身就是“真理”，具有超验语义。用德里达的话说，如此的中心词代表的是“超验所指”(transcendental signified)。④假设二：苏格拉底/柏拉图以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为基础的辩证法，是验证“真理”和“知识”的方法。二元对立由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构成，其中一方被奉为尊贵而被肯定，另一方则被斥为卑贱而被否定；尊贵一方被称为“在场”(presence)，卑贱一方被称为“不在场”(absence)。“在场”和“不在场”是中文的直译，如果意译为“尊”和“卑”，则更容易理解。在中国文化里，“男尊女卑”是明言的二元对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是指“尊卑”等级秩序的二元对立。尊或卑，在场或不在场，由“真理”的立法者(长老、皇权、殖民宗主国、掌握权力的利益集团等)根据特定的愿望和需要所规定，这种二元对立一旦被确定，即可升级为“真理”。比如，柏拉图《理想国》第十章中的推论以一个预设的二元对立为前提：唯心“哲学”为尊，“诗学”为卑。作为在场词的“哲学”和其他在场词(“真理”、“原件”、“知识”、“理性”)被连起来使用，这看起来似乎是“自然而然”的肯定推论；不在场词和其他不在场词被一起使用(如诗、文学、模仿、解读、非理性等)，构成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否定推论(辩证法里这种构成话语的tautology，可译为“同义词重复”)。于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这样做否定推论：诗学(尤其是悲剧)是对真理的模仿，因为荷马是诗人，所以荷马不代表真理，荷马必须被否定，但实际上这是强词夺理。我们现在触及了问题的关键：在柏拉图传统里，逻各斯(Logos)这个词的涵义包含的正是本体论的两个假设，因此，“逻各斯”是本体论的符号。在古希腊起初的用法里，“逻各斯”(Logos,)有语言、交流、话语、理性等意思，在赫拉克利特(Hieraclitus)的语汇里，逻各斯有知识和秩序的含义，而到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逻各斯获得了两个明确含义：其一，逻各斯指代表实体和真理的文字，其二，逻各斯指二元对立辩证法。

　　在柏拉图的对话里，言语(speech)优于书写(writing)，它们被定为最基本的二元对立。这个言语即为逻各斯，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言语，而被等同于理性、灵魂的言语。柏拉图在《菲德洛斯》(Phaedrus)里说：言语根植于“活的灵魂”，最接近理性和真理；而书写则被说成是对言语和真理的扭曲，被斥为卑劣、贬为不在场。这即是说，逻各斯不是一般的言语，而是等同于理性、真理的言语，柏拉图传统还进而赋予逻各斯纯粹的起源、终极目标(arche,teleos)等等含义。谁尊谁卑的二元对立，看似神意，实为人意。如果我们如此反驳：言语无非是对某种意义的书写，而书写也是对某种意义的言语，则二元对立的神话就像皇帝的新衣那样会被小孩子揭穿。在此基础上，德里达进一步指出：从西方哲学和科学中产生的各种真理/知识体系或结构，它们万变不离其宗，都有一个逻各斯中心，这便是德里达所说的“结构的结构性”和本文所说的“体系的体系性”的含义。

　　我们再来仔细考察“中心”是如何构成体系的。体系都有一个逻各斯式的中心，中心词代表在场、超验所指、绝对真理，而且具有所谓“纯粹起源”和“终极目标”。鉴于逻各斯中心是一个二元对立，它在显示尊贵的在场之时，还明言或暗指对某个不在场概念的否定。中心的否定，是体系的排他性、压迫性。体系从中心词出发，采用重复代表在场的同义词为肯定推论，每个字(能指)只有一个固定的意义(所指)；同样，重复代表不在场的同义词为否定推论，每个字(能指)只有一个固定的意义(所指)。固定的肯定推论和否定推论形成体系。解构理论听起来玄奥，其实也简单。中国的皇权体系规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以君臣尊卑的名和实，类比父子尊卑的名和实，从而搭建起封建等级制度。我们今天还在使用的一些话语片段，无意中延续着封建的等级秩序，例如说“天地君亲师”，以“天地”比“君、亲、师”，是几个同义的在场词的重复排列。说到东西方比较，还有两点需要说明：一，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阴阳辩证法和柏拉图的辩证法很不相同，阴阳辩证是二元互补的逻辑，而柏拉图辩证则以否定为主要特点。二，柏拉图这种二元对立的辩证法，虽然在中国文化中没有相应的语言表述，但在中国的政治伦理中却是实际存在的，如：男尊女卑、君臣父子、官尊民贱。

　　“真理”体系的霸气不可低估。在西方神学体系中，God或神的其他名号是Logos，等同神的存在。“上帝之名”、“神之言”不仅仅是个字，而且代表上帝所创造的整个世界：God's word is the world。而父权体系的中心是“父之名”，“父之名”等于父权统治的整个体系。同样，中国的“皇帝”以“天子”之名号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现代世界，“科学”时常等同于一切合理的解释，当被“科学”冠名的事物不管对错都被视作正确的时候，“科学主义”也成了一种新的宗教(我们还可以联想到因政治教条而产生的现代宗教)。逻各斯中心形成的“真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稳定结构/体系内的语义，使本来充满矛盾的结构/体系看起来一片和谐。这种稳定与和谐以否定思辨、强迫人们接受教条为前提。西方在中世纪进行过宗教教条的实验，以“上帝之名”判定何为异端邪说，形成了宗教裁判所那样的极权。到了世俗化的现代，神的极权似乎远去，但新的政治教条却出现了，它依旧是：强定善恶，将对立的两端绝对化，抹去中间层次，排斥和磨灭活的思想。政治教条的实践更善于将中心所代表的酷烈意志转化为简单易行的号令，以诱惑加威慑的方式使其意志被实际贯彻下去，从而形成机械或器械性的体系。人的极权从其暴虐和绝对程度来看，比神的极权有过之而无不及，无论是神学还是政治的专制，都要求子民“正面”看问题，服从中心，不允许指出体系内的自相矛盾，只允许子民“适当”游戏，极权体系一旦发现有人要独立思考、要求与体系对话和商榷，则会以暴力维持其体系稳定。在《立场种种》(Positions)一书里，德里达说：“在经典哲学的［二元］对立中，我们遇到的不是［两者］彼此和平共处的关系，而是一个暴力的等级秩序。”(41)这句话对解构的理由和价值做了最简单明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