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美学理论集成朱光潜、宗白华等前辈大家之说自创天地而蜚声海内外，我每每看着蒋先生的著作，就会觉得中国的美学研究至此堂庑特大，感慨特深。

　　在我的书案旁，堆放着两摞高可盈尺的厚厚的书。一摞是蒋孔阳先生近二十部单本著作，都是承他生前关心陆续赐赠的，也是我数十年来经常习阅参考的书籍。另一摞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刚刚出版的六卷本《蒋孔阳全集》，翻阅时似乎还飘散出些许墨香为之赏心。看到这样皇皇巨著，心里很自然地感叹，这才是真正的学术大家！

　　我不曾亲炙受业于蒋先生，是迟至“文革”后的1978年作为记者采访才曾拜识。说得牵强一点，早先好像还有点“渊源”关系，因在1954年我曾慕名报考过复旦大学中文系并被录取，却因患肺结核没有入学，次年改报了别的学校负笈北上，这也就错过了成为蒋先生入室弟子的机会。上世纪80年代我常因公到上海，必到复旦流连终日，中文系诸君许多都是我熟识的好友，酒酣耳热，痛叙畅谈，十分惬意；闲谈时说起此事，蒋先生、老潘（旭澜）、老徐（俊西）等都会热诚地笑着说“丹晨也是我们复旦的人”等等许多好话。虽说玩笑，却深深感到复旦师友们的美意和友情。我也一直尊蒋先生为前辈老师，在他面前总是恭恭敬敬的。

　　所以有这样的情结，也还因为早年爱好文学，就曾读过蒋先生的《文学的基本知识》《论文学艺术的特征》，钱谷融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并信服他们的文艺观。五六十年代他们的学术见解受到批判时，我虽只是一个幼稚的文学青年，心里却想不明白，虽不能也不敢公开质疑却积聚在胸，对他们暗暗怀着深深的同情。

　　1979年初《文艺报》举行全国性的文艺理论批评座谈会，参加的大多是作家评论家，我和别的同事都建议也邀请一些大学老师与会，并提出请北京的严家炎，上海的蒋、钱两位先生参加。主编孔罗荪来自上海，更了解他们的情况而欣然同意。孔罗荪同志在五六十年代担任上海作协的书记等领导职务。1960年上海作协召开批判修正主义文艺观，长达49天，蒋孔阳、钱谷融先生是重点的批判对象。蒋先生在《且说说我自己》中记述说：“事先没有任何招呼，我更缺乏任何政治的敏感，一个早晨，突然就开始了对我的狂风暴雨式的轰击，对我展开了几乎是没有休止的无情的批判。这对我的震动之大，是可以想象的。”罗荪同志是当事人，很了解蒋、钱先生所受的委屈，所以他会欣然同意。当时开这个会特别有意思：一则人数众多达一百多人；二则会议名字不冠“全国”却邀请了大多数省市作家评论家；三则参加者有好几位头上还顶着各种“反动政治”帽子未获平反，既包括像王蒙等，也像蒋、钱先生那样曾被视为修正主义文艺观代表人物；四则当时北京正在举行规模很大的理论务虚会，我们这个会有意无意成了文艺界配合呼应的会议，思想相当解放，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重要的问题，给予参加者思想上很大启发和鼓舞。蒋先生、钱先生都在会上发了言，引起人们的注意。蒋先生特别说到：“文艺批评不应设立固定标准，每个作家、每部作品都是有不同创造性，有其自己的个性的……”同时他还指出：“文艺理论批评中许多问题争来争去往往是由于基本概念没有搞清楚……开国至今三十年，没有一本像样的文艺概论、文学史、西方文学史，即使出了一二本也很简单。”我想正是由于蒋先生早已有了这样看法，所以后来致力于编著大量基础性的原著选读，如许多部19、20世纪的西方文学理论名著选，为学界搞清楚历来有代表性的文艺观包括当时为人们热衷的现代派等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