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年前的明万历年间，正值戏曲大师汤显祖“临川四梦”（《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之统称）惊艳问世，案头场上，曾令无数读者痴狂，无数观众倾心。从彼时到此时，四个世纪已然过去，“四梦”却魅力犹存，盛传不衰，既是百年文学经典，也是美学意义上的佳作。

　　梦异情同彰显主题融汇

　　深受王学左派尤其是其师罗汝芳的思想影响，汤显祖之一生志业，在极力推崇“至情”。他曾自述“仆所言者，情也”，乃“为情作使，劬于伎剧”，又“因情成梦，因梦成戏”，旨在“搜抉灵根，掀翻情窟”。仔细阅读汤显祖的“四梦”题词，以及其他散见于其书信、评点、笔记等中的戏曲观就会发现，“情”是激励汤显祖戏曲剧创作的原动力。

　　与理相对，情乃时代脉搏，呼吁的是人性解放和精神自由。“四梦”皆写“情”，“四梦”又皆以不同的“梦”来写“情”。判断“四梦”的“情”之特征，要看它们的内容是否与明确的时代主题休戚相关。首先，写“梦”是崇“情”的表面尺度，在叙事向度上直击社会现实症结。论主题，“四梦”均写梦境。《牡丹亭》《紫钗记》写情至，《邯郸记》《南柯记》写情灭，展现了丰富又不可预测的人性世界。其次，崇“情”是写“梦”的直接动因，在认知方式上，拳拳赤情的生发构成了梦之核心叙事的内在动力。汤显祖预设“为情作使”的前提，以四梦完整地解决了从内容的不同角度来展示“情”之主旨的课题。《牡丹亭》《紫钗记》以“梦”写儿女情长，《邯郸记》《南柯记》以“梦”批名利场恶习，呈现出梦通过叙事视角的位移走向主题兼容的过程。通过对爱情、侠义、名利、科考等不同梦境的叙述，汤显祖在建构情之多样性的谱系之余，也呈现出了个体与群体如何在时代的裹挟下，观察、叩问并反思人性之善与恶、进与退的精神历程。

　　将“四梦”加以并列，不难概述汤显祖在戏曲创作上的整体艺术构思：“戏”通过“梦”来揭示“情”之主旨，也不难得出汤显祖在创作动机上的选择：整体性揭示“情”、“梦”、“戏”在因果关系上的内在逻辑性。在“四梦”中，情是因，梦是果；情在深，戏在表；梦生戏，戏说梦。汤显祖意在以此叙事模式经由“梦境”提纯“情至”的普遍性，达到“情至”在人性解放和思想自由等观念上的统一。“四梦”中的几个典型人物如杜丽娘、霍小玉、卢生和淳于棼，他们或从梦中获得圆满，或从梦中得以顿悟，承载了汤显祖所谓“情至”的全部内容与道德深度。人物在奔向“情至”的道路上，每一次自我拷问、自我忏悔、自我救赎，都不是作为个体独立存在，而是观念之融汇。“情”允许“梦”的内容有所不同，人物命运有所变化，故事情节各自精彩。正因如此，在“四梦”中，“情”、“梦”、“戏”得以成为最奇妙的美学组合，达到了审美层面的和谐统一，具有可赏可悟之美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