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卡夫卡《变形记》的研究文献众多，但从中找出一些清楚明白的“意思”并予以清晰叙述，殊非易事。文本对超自然事件与平凡生活场景的混合，在梦与清醒两种意识状态之间的转换，以及叙述视角的不确定，是造成“评论者的绝望”的若干原因。如果说，在生活的自然真实与文学对生活的变形及再现之间，存在某种不言自明的界限的话，那么，《变形记》早期评论则已表明：解读者必定被迫把这一界限复杂化，并将其拓展、膨胀为有待进一步澄清的意义空间。

　　关 键 词：卡夫卡/《变形记》/意义构建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当代批评视野中的卡夫卡学术”(13YJC752042)，浙江省哲学社科规划项目“卡夫卡学术史研究”(12JCWW01YB)，国家留学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赵山奎(1976- )，男，山东莘县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变形记》(Die Verwandlung)写于1912年11月17日至12月7日，最初投给了《新评论》(Die neu Rundschau)，该刊嫌篇幅太长，要求卡夫卡删削。双方沟通未果，迁延之中，卡夫卡撤回了稿件。最终，在布罗德的协调下，新创刊不久的《白色书页》(Die Weiβen )在1915年10月发表了这一作品，是为《变形记》首刊。紧随其后，莱比锡的沃尔夫出版社出版了第一个单行本，为该社先锋文学系列“末日/审判日”(Der jüngste Tag)丛书第22/23卷。这个版本配有奥托马·施塔克(Ottomar Starke)设计的著名封面画。

　　回看百年来《变形记》的评论和解读，笔者的感觉就如同《审判》中与神父探讨了《在法的门前》的种种意见之后约瑟夫·K的感觉：这些意见令人“疲倦”，他“无法仔细考虑从这个故事中引出的所有结论”，“那简单的故事逐渐变得模糊了，他想要摆脱它的缠绕”。[1](P177)在某种意义上，置身于由卡夫卡的作品滋生出来的“卡夫卡学术”，很像是卡夫卡作品里的人物被作品本身的叙述活动所纠缠。《变形记》研究文献众多，但要从中找出一些清楚明白的“意思”而又让人觉得有些“意思”，并且把这些“意思”弄成一个线索清晰的叙述，殊非易事。康格德在1973年提供了128位作者的141篇学术性评论的摘录或编译(英译文)，这些文献几乎涵盖了1970年之前西方批评界的所有关于这一作品的意见。但他觉得难以从中梳理出一个可以接受的线索，以至于他对这些文献采取了一个最令人诟病的编排方式，即作者的姓氏的字母顺序排列(采用文献出现的时间顺序排列或者对文献进行分类处理的方式显然会更合理些)。而他本人撰写的两篇导论性的文字谈的更多的则是作为书名的“评论者的绝望”而非学术史意义的梳理。连这个书名都出自《审判》中的神父：“写在纸上的东西是不会改变的，不同的看法往往反映的是评论者的绝望。”[1](P177)

　　其实最初感觉到这种“绝望”的，还不是专业的学者。1917年4月，柏林一个银行经理西格弗里德·沃尔夫(Siegfried Wolff)博士向卡夫卡写了一封颇有卡夫卡式风格的求助信。这封表达“解释之绝望”的信可以看做《变形记》评论史的一个悖论性开端：

　　亲爱的先生，您令我不快。我买了本《变形记》作为礼物送给外甥女。但她不知道如何理解这个故事。我的外甥女把书给她母亲看，她也不知道该如何理解。母亲又把它拿给我另外一个外甥女看，她同样无法解释这个故事。现在她们给我写信了。她们要我解释这个故事，因为我是这个大家庭中唯一有博士学位的人。但是我也一筹莫展。先生！我曾经好几个月在满目疮痍战场上穿梭于俄国人的枪林弹雨，从没有退缩过，可眼下我在侄女们中的威望和名声就要毁了，我受不了这个。现在只有您能帮我了。您必须帮我，因为正是您使我陷入了这个麻烦中。所以请您告诉我，我该如何向我的外甥女解释您的《变形记》。[2](P129-130)

　　沃尔夫的信让笔者最感到意外的因素与他的“忧虑”的性质相关：解读《变形记》竟成了这个家庭的“日常忧虑”，不但给他家人带去不安，甚至也危及到沃尔夫先生由学历、职位及战争经历所奠定的在这个家庭中的“威望和名声”。但他为什么要送这么一本奇怪的书呢？对于沃尔夫先生来说，《变形记》显得像是一种将其从这个家中“异化”出去的“病毒”；就其推至深处的效果而言，有些诡异地像是导致格里高尔“变形”的东西，或径直就是侵入他的日常生活进而成为其忧虑对象的、以文本形式出现的“格里高尔”。沃尔夫先生及其家人/亲人对《变形记》这一文本感到的无所适从的“绝望”，依稀就是作品中格里高尔的家人面对“变了形”的他/它而不知所措的“绝望”的映像。

　　更切近地看，沃尔夫先生本人有些像是格里高尔与老萨姆萨形象的混合。作品中悬挂在客厅里的照片中，服兵役时的格里高尔所表现出的“军人风度”和身上的“制服”与沃尔夫先生的战争经历同样曾令人“尊敬”；沃尔夫先生是其信中提及的唯一男性家庭成员，其外甥女的“父亲”，也就是沃尔夫先生的妹妹或姐姐的“丈夫”，在该信文本中奇怪地缺席；而在《变形记》的结尾，萨穆萨夫妇的“梦想”就是为已经成年的女儿找一个“丈夫”；沃尔夫先生在银行工作，老萨姆萨后来也找了个在银行的工作(他在睡觉时甚至穿着银行的“制服”)。沃尔夫先生若想要像老萨姆萨一样恢复在家中的地位，是否也需要像老萨姆萨“解决”变了形的格里高尔一样解决《变形记》呢？现在他有些恼火地求助于卡夫卡。

　　从学术史角度看，或可认为，沃尔夫先生有意无意地挑明了“文学解读成为日常忧虑”问题。对《变形记》解读史的回顾不妨从他开始。他可以说就是后世为数众多的卡夫卡学者的原型或先导，预示了那些如传记家施塔赫所说的“倾泻到他(卡夫卡)身后作品的东拉西扯的庞大的话语波涛”的出现：“即便最成功的作家，就其作品接受情形而言，开端往往就是终结：作品一旦脱离作者的手，不知情的人们便一拥而上。卡夫卡也不能避免这一情形。至于都有哪些东西被读进了他那些简练的文本，说起来令人吃惊，有些时候则令人甚觉怪诞。”[2](P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