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记者的新闻报道到教授的学术论文，人们时常接触到类似的话题：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正如许多人察觉的那样，反复的追问背后存在某种焦虑。这是一种普遍的想象：中国文学似乎一直徘徊于自己的国度而无法进入世界。

　　另一些人认为，这是多余的焦虑——这个话题本身就是伪问题。世界并不是哪一家人经营的俱乐部，必须凭票入场。我们始终都在世界之中。中国文学从来没有脱离世界。

　　我基本赞同后面这种观点。世界文化没有人为的边界，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无不跻身其中，不同的民族文学之间时常存在各种程度的对话。因此，“世界文学”并非一个静止的、固定的抽象概念，也并未拥有一个固定的组成人员名单。这个概念的背后众声喧哗，外延不断扩大。然而在另一方面，人们必须承认的是，各个民族在众声喧哗的文学对话之中扮演的角色并不相同。某些民族音量宏大，不断地抛出令人瞩目的主题，犹如一些活跃的发言者吸引了众多的倾听者；另一些民族相对消极，它们仅仅安于一隅，人们很少读到这些民族为世界文学贡献的经典作品。

　　一个民族的文学通常是民族形象的组成部分。许多时候，文学甚至比历史著作、工业化程度或者国民生产总值更易于让人认识一个民族。人们可以迅速地从这个民族的文学经典了解他们的想象力、价值观念、理解世界的路径以及批判精神。人们的心目中，法兰西民族难道不是和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萨特这些著名作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吗？俄罗斯民族难道不是和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一起贮存于记忆之中吗？某些时候，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就足以使一个民族声名卓著，例如西班牙的塞万提斯与他的《堂吉诃德》。这个意义上，文学走向世界并非一个没有内容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这即是一个民族形象的自我展示。恰恰因为民族文学与民族形象不可区分，因此，一个民族的各方面构成很大程度上同时决定了民族文学发出的音量。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乃至文化传播体系、文化传播能力无不直接或间接地投射到民族文学之中，影响它们在世界范围所获得的接受。

　　当然，时至如今，人们没有理由天真地将各民族的文学对话想象成气氛祥和的平等交流。对话可能遭遇各种语境。善意的彼此关注之外，人们还可能发现偏见、居高临下的傲慢、闭塞和不解、价值观念的交锋，如此等等。这些语境存在具体的内容，例如某种观念支配了文学评奖机构，主宰批评家的作品判断或者影响学院教授的文学史写作。形成各种语境的原因可能远远超出文学乃至文化的范畴，可能涉及各种文明体系的形成历史，涉及殖民地或者萨义德所形容的东方主义，涉及经济状况、物质生活的悬殊差距或者传媒特征，如此等等。因此，民族文学的对话之中不乏浮夸的赞许或者由于无知而产生的贬低，不乏激烈的争辩甚至恶意的中伤。尽管如此，这些状况肯定不是关闭对话的理由。只有更为深入的对话才是纠正偏见和傲慢的希望。